编者按：李伯谦先生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考古教育家，他致力于考古教学科研七十载，奔波在课堂和田野之间，足迹踏遍祖国大地，用手铲释读天书，探寻中华文明远古的辉煌。从提出“文化因素分析法”、文明判断标准、中原文明演进模式等理论创见，到梳理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等国家重大科研攻关项目，为探索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日前，《李伯谦文集》六卷本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发行。文集收录了李先生迄今为止所发表和出版的全部论著、书评和序跋、采访报道和讲座报告等，充分运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最新研究成果，更加完整准确地展示了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更加科学地诠释了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形成，是集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于一体的集大成之作。

        李伯谦先生始终关心西北大学考古学科的建设发展，1978年8月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期间，专门与刘士莪先生深入交流考古学专业建设与发展。1980年亲赴赵丛苍教授主持的城固宝山遗址现场，对这一重大发现予以指导与肯定。李先生还不遗余力的扶持学院年轻学者成材成长，他在北京大学培养的学生孙庆伟、梁云已经成长为西大考古学科的中坚力量。受李伯谦先生和文集编委会的委托，我院孙庆伟教授为这部文集撰写了题为“通考古三统 破治学三关 育人才三方”的导言，详细梳理了李伯谦先生在个人治学、教书育人、学科建设和社会服务上的卓越贡献。经征得李先生和孙庆伟教授同意，特别推送这篇导言，希望给学界同人以启示，给青年学子以激励，也让社会各界更好地了解李伯谦先生，了解中国考古学。

通考古三统 破治学三关 育人才三方

——读《李伯谦文集》之“三悟”

孙庆伟

        《李伯谦文集》六卷本出版在即，李先生嘱我写一篇读后体会，让我仿佛回到三十多年前，先生给尚是研究生的我布置课堂报告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先生再次给我布置作业，这既是作为学生的荣光和福分，更让我感到责无旁贷。作为李先生的入室弟子，我能领会先生的深意所在。先生的道德文章在整个考古界早已是德高望重、有口皆碑，因此先生的文集，本完全不需我的读书报告来增色。而先生之所以给此机会，让我重温先生从事考古事业六十多年来的思想心路，回顾先生成中国现代考古学一家之言的非凡历程，我想先生主要的用意，还是希望借此激励新时代年轻一辈的考古人不断增强自信、砥砺心性、潜心学问，努力探索出将个人价值融入时代发展的新路，为复兴伟业和考古事业增光添彩。于是，我领悟先生之意，并非是让我为先生文集写一篇概论式的导读，复述先生的学术观点，而是让我将先生一甲子学术思考菁华凝练为考古之“思”——我也斗胆将此称之为以先生为主要代表之一的北大考古学脉的“心传”要义。当然，这里所述所想，也仅限于我个人的学习心得，师门诸位高弟必然也各有所悟、各有所得，不拘于一招一式，这也正是学术思想得以根深叶茂、繁盛不息原因所在。至于先生文集中具体的学术观点，自然也会随着新的考古发现和学术的演进“或有时而可商”，因此也无需在此文中赘述，青年考古学子们完全可以自行习读体会（亦可参阅《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卷》“李伯谦”词条）。有幸成为先生的及门弟子三十多年来，特别是当自己沿着先生走过的路，登上三尺讲台，承担起教书育人的重任，经过多年的考古教学研究和教育实践，再回看先生平生所用力之处，方可谓“历而后知”，稍有心通意会，重新感悟先生治学的眼光、格局和规模，重新领略先生当年对于考古学科建设和考古事业发展的灼见，更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于是谨就先生在学统传续、为学之方、育人理念三个方面的“心传”略述一二，以就教于先生和学界同仁。

通考古三统

        道、学、政合一，是古代儒家士大夫的人文理想，也是古往今来中国传统读书人肩负的使命。中国现代考古学自诞生之日起，也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的学科，在其百年发展进程中，同样也形成了具有学科特色的考古之“道”、为“学”之方，以及辅“政”经世的情怀。而任何一位中国现代考古学大家，在其身上也必然体现了考古学之道、学、政“三统”合一。可以说，致力于贯通考古学之“三统”，是李伯谦先生作为考古学家和考古教育家六十余年职业生涯的不懈追求。

        弘士人之“道统”，坚守修史初心，为民族强自信。古往今来，任何一门学问和学派的发展，都有其自身之“道”。问“道”，在本质上关注的是终极意义和价值问题。何谓中国现代考古学所求之“道”？如果说，儒家先师孔子树立的“道统”，是寻回周代礼乐文明于华夏民族的深层意义，自三代以来“道出于一”；那么，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和技术虽然主要来自西方，但这只是其“用”，其在最高意义上所求之“道体”，实际上也并没有“道出于二”，依然是不忘民族的来路、赓续文明的基因。先生文集中曾多次引用过的一篇整整发表于距今一百年前的文章——李玄伯的《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1924﹞，最先提出“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见李伯谦《中国考古学的历程》﹝2005﹞等）。而北大国学门考古研究室的宗旨是“扬阐吾国文化，兼改定往史之计”，即是通过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考订过往的历史传统，正所谓“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龚自珍语），而“人不习史，爱国之观念必薄”（章太炎语）。“修国史”也成为了自苏秉琦先生以降北大考古学人的初心，先生在接受央视访谈时曾深情回忆起学生时代，苏公在课上的一席话影响了他的一生：“学考古的初心就是修国史，修理的‘修’，就是要把中国的历史弄清楚。否则我们连自己怎么来都不知道，还谈什么今后的发展呢？”先生又说，“有了自信心，那才有我们的创造力，激发我们的创造性！”（见李伯谦接受央视访谈实录﹝2022﹞）先生自言学生时代对考古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经过第一次考古实习后，才为考古的魅力所折服，激发了发自内心深处的源动力，于是死心塌地成为了一个考古人，义无反顾地做到了“择一业，事一生”。正如孔子所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正是将考古融入生命的一点一滴，化为对中国现代考古学之“道”的体悟，先生成为了一位毕生弘道之士，在六十余年的考古生涯中不断与古人对话、与历史对话、与文明对话，在探寻民族精神原点、体察先民的平常日用中，探究中华文明共同体盛衰演进之道，感悟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之道。

        继考古之“学统”，始终扎根田野，为文明寻根脉。科学开展田野调查和田野考古，是北大国学门考古研究室自创设之初就十分注重的工作。北大考古诸前贤先后组织和参与了燕下都、斗鸡台等中国考古学史上数次最早的田野发掘工作，奠定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走向和根植田野的“学统”。在田野考古中解决重大学术问题，在田野实践中涵育思想，锤炼新人，成为了北大考古最具特色的学术传统和育人模式。李先生多次提到年轻时因为想先多读书不愿下去带田野实习而被苏秉琦先生“当头棒喝”的往事（见李伯谦《感悟考古》导言﹝2014﹞），直至北大考古百年时对此依然念兹在兹：“考古学必须依据田野考古为基础，没有考古专业的田野考古就不可能有现代的中国考古学”，“考古必须以田野发掘作为我们的根本出发点，没有考古的调查、考古的发掘，考古学研究就很难前进，就很难提高。这是第一要铭记的”（见李伯谦《在“北京大学考古百年、新中国考古专业教育七十年”纪念大会的发言》﹝2022﹞）；先生甚至断言，“做考古研究首先是要重视田野，如果不重视田野，即使水平再高、再聪明，也成不了大家公认的优秀的考古学家”（见李伯谦《在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2024﹞）。先生六十余年的考古生涯，始终坚持身体力行，坚守在田野考古一线，从1961年毕业留校任助教带领考古专业学生到北京昌平雪山遗址发掘开始，先后带领和参与了昌平雪山、安阳殷墟、偃师二里头、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樟树吴城遗址、黄陂盘龙城遗址、曲沃天马曲村遗址等重大遗址的发掘，参加过的正式考古发掘20多次，考古调查50余次，考察过的考古现场更是数不胜数，用先生自己的话说，是“北至黑龙江肇源、南至广东揭阳、汕头，西至青海西宁，东至山东泗水”，可以说是“活到老，挖到老”。直到年逾古稀，先生每到一地，依然坚持亲自下探方、亲自动手，可以说是用毕生实践生动诠释了“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的优良考古学风。

        融时代之“政统”，善用唯物辩证法，为未来开启示。先生1956年入学北大，正逢我国“一边倒”全面向前苏联学习的时期，考古学也不例外。先生对这一段经历的反思也值得我们借鉴。先生说：“向苏联学了不少教条主义的东西，以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但我也不认为学的全是错的，苏联考古学强调考古要研究社会结构及其发展规律，就是对的。……我们自己学得不好，不能全怪别人”（见李伯谦《感悟考古》导言﹝2014﹞）。这是一种善于自我反思的辩证眼光，是一种客观对待历史存在的科学理性态度，充分展现了学术大家的博大胸襟。这种实事求是、诚不我欺的风范，在扬弃中继受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全盘照搬或拒斥，何尝又不是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先生多次提到过，自己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对我的研究影响很大”。先生强调，一方面要拒绝教条主义带来弊端，另一方面学术研究也不应预设立场。要探寻规律、寻求真理，先生认为，唯一的立场，就是要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的立场，这与苏秉琦先生倡导的“考古学中国学派”的第一条特征——“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一脉相承的。任何一个大学问家，都不免于时代的影响，为时代的主流思想所激发——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接受还是扬弃。因此，我们不应轻易将前辈学者这些话语只视为简单的政治表态——首先应该看到的是，中国现代考古学本就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其学术表达本身就是现代中国“文化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形成，其中的理论突破和构建，切切实实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方法论的启发和滋养，这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其次，更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前辈学人这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考古学实践密切结合的理论创新，并非简单的生搬硬套，而是掌握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精髓。正如先生所言，“根据我自己的体会，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对于指导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唯物论、辩证法，这是帮助我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最根本的方法”（见李伯谦《中国文明起源与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2009﹞）。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毛泽东思想矛盾论的指导下，先生先是总结提出了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等理论创获；进入新时代以来，先生又进一步综合考古学研究古代文明演进历程的成果，从文明模式、发展道路、信仰（祖先崇拜）与语言文字、融合与斗争、政治制度、天人关系等方面，归纳出可以为当下和未来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八项启示”（见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化历程的启示》﹝2015﹞），这是先生一生“通考古三统”学术思考的凝练和升华。

破治学三关

        2023年9月，文化因素分析法与吴城文化暨纪念吴城遗址发现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江西宜春樟树召开。宜春是禅宗圣地，所以我在致辞稿中借禅宗“破三关”之喻，将学术研究比作一场无止境的修行。的确，学术大家的成长历程，必然是要经历反复的实证苦修、突破重重难关艰险，最终方有望成学见道。回顾中国现代考古学特别是三代考古走过的路，李伯谦先生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既是新中国考古学不断发展壮大的亲历者，也是走在时代前列引领学术预流的先行者。回顾先生成学之路的层层转进、爬坡越坎，在我等后学看来，确实具有考古学术史上的典范意义。此次也借《李伯谦文集》出版之机，重温先生诸多名篇，对先生进德修业诸关更有体悟。在此我也不避旧文新编，再略述先生治学“破三关”的历程。当然，修道在己，顿渐有别，广大青年学子要悟得治学“禅机”，唯有在学习过程中靠自身去习行和体悟。

        第一关是“破本参”，又称“破祖师关”，体现在“以方法自觉从点上突破”。1974年，先生带学生到江西赣江流域吴城遗址发掘，随后整理形成了先生的成名作——《试论吴城文化》，并于1981年发表。吴城文化是由先生命名的，此文无论对三代考古学术史，还是先生的个人治学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原点。其意义不仅是为赣江流域青铜文化确立了年代标尺，确证了青铜文明在华夏地理空间的拓展，更为三代考古学术理论演进作出了新的贡献，开启了系统研究我国南方地区三代考古学文化之先河。更为重要的是，文中提出了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充分体现了先生在学术方法上的自发与自觉。先生在反复研读、琢磨吃透梁思永之于龙山文化区域特征分析，苏秉琦之于仰韶文化分区与分期研究等考古学前辈经典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刻领会毛泽东《矛盾论》中“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在对吴城文化的分析中提炼出了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即通过核心器物群的定量分析、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对比分析并结合考古学文化分期的动态分析，剖析一个考古学文化内部结构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从而得出文化因素影响的强弱主次关系，从而确认考古学文化的属性（见李伯谦《论文化因素分析法》﹝1988﹞等）。随后，先生撰写的《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1986﹞一文，正是将文化因素分析法运用于夏文化探索，提出了二里头文化“很有可能是‘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以后的夏文化”这一重要观点，并推动了后来夏商周断代工程对河南新砦等重要遗址的发掘（见李伯谦《关于夏文化探索的谈话》﹝2001﹞、《夏文化探索与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2007﹞。可见文化因素分析法为先生在实践中总结得出、又运用于指导实践的过程，这一继地层学和类型学之后的考古学重要方法论，首倡之功非先生莫属。在进行文化因素分析的前提下，先生强调要以发展的、动态的、辩证的观点观察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互动（见李伯谦《考古学文化互动关系研究》﹝2006﹞），足见先生已破初关、青出于蓝，登门进院、一窥堂奥，初显名家风范。

        第二关是“破重关”，即“更进一重”，体现在“以系统思维呈多面互证”。先生并不满足于吴城文化的小试牛刀，带着对长江流域的文明进程及其与黄河文明之间互动关系的追问，在持续关注中原地区特别是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商文明主流青铜文化的同时，逐步追溯中原与周边四方青铜文化遗存中的互动因素，探讨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发展及不同谱系文化之间的影响、碰撞、融合等问题，并形成《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1987﹞此一鸟瞰式的大文章，从中国青铜文化整体演进的宏观视角下笔，将中国青铜时代分为初始（夏）、发展（商前期）、鼎盛（商后期至西周前期）、衰落（西周后期至春秋末）四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都据类型学进行了文化分区，构建起了一个立足整个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系统。这篇宏文将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体系由新石器时代延伸应用至青铜时代，足见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力和宏大的学术格局，可谓“冲破重疑、直透重关”。以此文为总领，加上先生对中原、北方、南方诸篇对不同区域青铜文化类型的分析研究，最终结集为《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1995﹞一书。进入21世纪后，先生又先后在加拿大和中国台湾史语所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上分别提交了《从殷墟青铜器族徽所代表的族氏的地理分布看商王朝的统辖范围与统辖措施》﹝2005﹞、《晚商时期中国青铜文化的分布格局及其相互关系》﹝2006﹞两篇精彩的论文，继续完善对青铜文化体系的思考，最终也奠定了先生在三代考古研究领域尊崇的学术地位。

        第三关是“破牢关”，即“冲出牢关诸界”，体现在“以文明探源辅旧邦新命”。从先生门下博士毕业，再经过多年的专业训练和实践锻炼之后，更让我深深感到，考古学者治学要破这第三道大关节，过程最漫长、也最考验修为，需功夫纯熟、菩提稳固，方有大得力处。在百年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作出重要贡献的考古学大家，无不是能“跳出考古三界外”，有着深切的文明关怀和深厚的家国情怀，且能够敏锐把握时代机遇，实现学术理想，凸显学科价值。众所周知，先生由宋健同志点将担任“夏商周断代工程”考古领域首席科学家，工程的9个子课题44个专题中，其中考古学和与考古学有关的专题超过三分之一，达15个之多。自1996年启动伊始，先生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四位首席科学家中最年轻的一位，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项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组织策划、统筹协调、推动实施等繁重的工作任务当中，除了发表《夏商周断代工程考古课题的新进展》﹝1998﹞、《夏商周年代学的考古学基础》﹝2000﹞等文章和访谈大力宣介工程成果，先生更是承担了大量的、繁琐的具体事务，作为先生当年的学术秘书，深知先生为“工程”顺利实施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付出的艰苦努力和做出的巨大贡献。先生的家国情怀更体现在学术的深谋远虑上，随后又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几点设想》﹝1999﹞送呈党和国家领导人，建议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往上追溯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随后先生也成为了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主要负责人。先生将自己的第二本论文集命名为《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2011﹞，第一部分收入先生思考关于文明起源和形成研究这一重大问题的若干文章，其中影响最广泛的，是关于文明形成标准和文明演进阶段的两篇讨论。就文明形成的判断标准而言，先生批评旧有的城市、文字、青铜器和大型宗教礼仪型建筑“四要素说”是孤立、静止甚至互不联系的判断标准，进而提出“聚落分级说”作为新的评判标准，认为应从“聚落规模分化、建筑功能分化、墓葬等级分化、聚落功能分区、权力象征器物、垄断文字使用、异族交融遗迹、聚落间统辖关系、聚落对外交往辐射范围”等十个方面综合研判，以此“十标准”衡量古代文明化的进程（见李伯谦《关于文明形成的判断标准问题》﹝2010﹞）；就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的发展阶段而言，先生将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古国—方国—帝国”三阶段说调整修正为“古国—王国—帝国”，在王国阶段突出了“强制性权力膨胀”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并深化了各阶段之间的演进因素特征和动力机制分析，呈现了既强调中国文明演进的独有特点、又注重世界几大文明古国共同规律的高度辩证思维，印证了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三阶段是连续发展的、中国模式“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的重要观点，更为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增添了历史和文化的底气和骨气（见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的三个阶段》﹝2010﹞）。先生这些富于新意、自开生面的大家手笔，生动诠释了中国现代考古学以文明探源“阐旧邦以辅新命”的高远追求。

        禅宗有言，“初关悟道，重关修道，牢关证道”。其实小至个体为学做事，大到学科发展乃至文明和民族复兴，亦与此禅理相通。先生的成学历程，就是这样的一个磨砺苦功、勇猛精进的过程，堪当我们后学取法的楷模。中国现代考古学要在新时代更好地担负起学科的历史使命，更需我们在与时代的同频共振中，把握考古学研究和考古事业发展的“大关节”，努力攻破一个个关隘，才能实现“通关得道”，考古学才能不断繁荣进步，考古事业也才会长盛不衰。

育人才三方

        作为一名以考古为业的教师，先生循循善诱于课堂，身体力行于田野，桃李满天下，高足遍布大江南北，许多学生都活跃在考古一线，在各自的领域都成为骨干中坚、能独当一面。先生以“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为乐，其培育考古人才的理念，深受北大考古诸位前贤特别是苏秉琦、俞伟超先生的影响，并着眼于让中国考古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紧密结合时代要求与时俱进，不断优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考古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我在先生身边聆教三十多年，于此受益最多，感触也最深。先生的育人之方，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博专结合，学科为重。先生自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北大。先生自身的成长，受惠于学生时代诸名师教学的启发，在“专”的方面，先后修学过吕遵谔先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邹衡先生的《商周考古》、苏秉琦先生的《秦汉考古》、宿白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考古》，这些都是北大考古各段的经典基础课程；在“博”的方面，先生作为考古研究室的助教，负责协助苏秉琦先生安排各领域的名家讲座，如请徐中舒先生讲《左传》，王亚南先生讲《政治经济学》及翦伯赞先生讲《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等。先生担任北大考古学科负责人后，在延续良好传统的基础上，针对考古学发展趋势及文物考古人才培养的需要，对考古学科设置与教学内容进行了大幅调整与改革，制定了广博和专深相结合的培养方针，要求学生知识面要宽，基本功要实，“博”最终是为了更好的“专”，强调打牢五大段基础和知识拓展并重，加上扎实的田野考古实习，形成了北大考古专业环环相扣的特色系统训练模式（见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的传统》﹝2012﹞）。1998年，先生策划推动北大考古系升格为考古文博院，这是北大考古学科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巩固考古专业传统优势的同时，先生敏锐地察觉到了跨学科研究的趋势潮流，着力加重了科技考古和博物馆专业的力量，同时新增设文物建筑和文物保护两个专业方向。虽然考古作为一级学科并独立成为学院，先生作为学院掌门人，并没有狭隘地画地为牢，而是积极促进考古学与历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特别是与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与融合，致力于培养复合型的考古人才（见李伯谦《中国考古学历程》﹝2005﹞）。如今回望，当年北大考古由系扩院，从考古专业一枝独秀到各专业齐头并进，其意义早已超越北大考古自身建设，而是引领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风气之先，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有教无类，惜才为要。先生在纪念俞伟超先生的文章中曾写到，“有教无门”是俞先生培养学生的特点，“所谓‘有教无门’，就是不讲门派、不讲学校、不讲学位。只要有志于向俞伟超讨教者，他都一视同仁和盘托出，绝不保留”（见李伯谦《俞伟超与中国考古学学科建设》﹝2009﹞）。先生为俞先生总结的“三不讲”的师者风范，其实也是他自己从教生涯中始终秉持的原则。先生从无学术门户之见，乐于奖掖后进，先生教过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固然众多，但得到先生指点的全国各地的文物考古工作者更是不计其数。先生在担任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期间，先后礼聘玉器研究学者吴棠海先生、易学研究学者周大明先生等非科班出身的专家为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在北大登坛开讲，并助力出版相关研究著作，一时传为佳话，北大考古贤者云集，近悦远来，真正体现了兼容并包的北大之风。我的师兄何努教授在《伯乐先生斗南一人》一文中，专门回忆曾两次报考先生的博士，第一次因为英语考砸而败北，第二年再战，英语还是差了4分，但因为专业成绩优秀，先生力排众议，为此专门打报告给学校申请破格录取，北大博士毕业后，何师兄多年主持陶寺遗址发掘，成果累累，卓然大家，足见先生识才爱才育才之心。于我个人而言，先生是真正的“恩师”，在他身上，我能体会到言传身教、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些词语的真正内涵。三十多年来，先生几乎没有对我说过重话，但他满满的期待比责备更让我感到压力。同时，先生也从来没有当面表扬过我，但他每次在身后默默地支持，更令我感到前行充满动力。每当回忆起这些年来受先生的教诲，与先生的共处，涌上心头的都是煦煦春阳般的温暖。

        三是教学相长，谦和为本。先生人如其名，乃是谦躬下士，虚怀坦荡，“严而不厉，温而不愠”。先生一向崇尚教学相长，喜欢在课上安排讨论，先生从不要求学生的观点与他保持一致，如果觉得学生在课上争论的一些观点，闪现出新意和灵感，先生还会给予鼓励，指导和督促学生写下学术文章，形成文字发表。1994年我在《南方文物》第3期上发表的论文《聚落形态理解与聚落形态研究》，就是在先生讲授的商周考古研究生讨论课上的发言提纲，得到先生首肯后修改完善而成，这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研究论文。在追随先生问学的日子里，在若干重大学术问题上，如晋侯墓地若干墓主的认定、墓祭制度的有无、夏文化的类型与辨析等，我与先生的观点都有所不同，甚至针锋相对，先生不但没有介意，而且敦促我加以完善，自成其说，早日发表。先生的大度和鼓励，给予了我从事考古学术研究以极大的信心，如果没有先生的肯定和推荐，我在成为考古学专业研究者的道路上肯定还要摸索更长的时间。与此同时，先生对学生要求也是十分严格的，2008年我博士论文出版，先生为我作序，最后一段话先生写到：“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研究领域宽广得很，比较起来，玉器仅是一个很小的范围。……当我怀着和孙庆伟同样的心情为本书的出版感到高兴的同时，也希望他进一步放宽视野，驰骋于更为广阔的学术研究领域，不断有新追求，不断有新成果问世”（见李伯谦《读周代用玉制度研究》﹝2008﹞）。这一席话是先生对我的期许，虽然语调平和，不温不火，却让我如芒在背，更鞭策着我在先生的关注下，先后完成了《追迹三代》和《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两部专著，进入三代考古的核心领域。先生对两部书稿都逐章审阅并亲自题签，两书出版后学界反响良好，先后荣获教育部人文社科奖一、二等奖，我才略为心安，算是向先生交了一份初步的答卷。其实，很多同门和我一样感同身受，在向先生问学过程中有许多温馨和感人的细节画面，在先生与学生之间切磋琢磨中吸取了丰富的养分，最终都成长成才。我想，这是先生“证道”之后的“行道”，更让我等受惠于先生的晚辈后学终身感铭。

        以上是我读先生文集的粗浅“三悟”，或也勉强可充当《李伯谦文集》的导读，如果能有助于后学了解先生的“为学次第”，而一窥入学的门径，那我也感到十分欣慰了。通读先生文集，最突出的感受就是，先生的文章越是晚出，就越是炉火纯青，真可谓“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我在担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期间，曾将先生的《感悟考古》一书作为礼物，赠给学院每一位入学的新同学。至今我仍认为，此书是当前中国考古学的最佳入门读本之一，堪称大家手笔。受先生此书的启发，我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主持开设了考古学导读课“感悟考古”，并成功入选为国家一流精品课程，迄今全国高校已有数万学生选修此课。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家？我以为，就是能用最平实、最浅显的文字，把看似高深的学术问题娓娓道来，给初学者讲得透彻明白，讲得条理清晰，讲得通俗易懂，一言以蔽之——“平实而博大，言简而意赅”。毫无疑问，《感悟考古》就是这样一本返璞归真的大家小书，而《李伯谦文集》的整体风格也是一脉相承的朴实无华，与当下充斥着生硬的术语概念、空洞的理论模型、冗长的复杂句式，干瘪枯燥无味的八股论文形成了鲜明对照。毕竟，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者读书治学的初衷，不是作茧自缚、自设门槛，在狭窄的圈子里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而是让更多知识和思想能够交流分享，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和智识的进步。读《李伯谦文集》，初学者依然可以将《感悟考古》长篇“导言”作为最先阅读的篇目，然后可以“倒着读”，次读先生关于文明探源研究、中国考古学发展史等诸稿，最后再追溯先生早年发表的三代考古、青铜器研究及晋文化考古等某个具体领域或区域相关考古问题的研究文章，或许我们才能更好地“得其大者”，才能更好地体悟先生在后学心中之为考古学的“大先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