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适逢西北大学考古学科成立七十周年。七秩春秋，薪火赓续，一代代西大考古人深耕田野，潜心治学，共同铸就了学科深厚的底蕴与独特的气质。为留存这份珍贵记忆，本公众号特开辟“西大考古口述史”系列专栏，将陆续刊发对学科前辈的专访文稿。这些来自亲历者的亲口讲述，既是西大考古七十年风雨兼程的生动见证，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的珍贵缩影。谨以此系列回溯学科来路，致敬前辈风骨，启迪后学新人，共贺七十华诞。
访谈人介绍：
陈洪海，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学士（1985年）、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硕士（1988年）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2002年），自1988年起任教于西北大学，现为我校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石器时代考古，曾兼任教育部历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考古学科评议组成员。长期为本科生讲授《中国考古学通论》《西北史前考古》《田野考古学》及田野实习课程，为研究生开设《史前考古专题》《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等课程。
访谈内容：
Q1：考古学硕士学位点申报初期招生情况如何?
陈洪海：我们学校考古学硕士学位点是1984年第一次招生。当年是刘士莪老师指导，只招了一名硕士研究生，就是宋新潮。他从西北大学硕士毕业后先留校工作，之后考入中国社科院攻读博士，博士毕业留社科院任职，后来调入国家文物局。
1985年招收了第二批硕士研究生，一共六个人，我、张宏彦、钱耀鹏、段清波都在其中。我们四个人主攻新石器时代考古，当时聘请校外的石兴邦老师担任兼职导师，校内则由王世和老师负责日常指导。另外两名同学跟随刘士莪老师，专攻商周考古方向。在这之后，我们专业每年都会招收几名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就一直稳步延续了下来。
Q2：文博学院的筹建背景、专业布局与在职学历培训体系是怎样形成的？
陈洪海：我们历史学系当时下设两个专业，一个是历史学，办学历史最久；另一个就是考古学，1956年正式设立。
1988年，西北大学和陕西省文物局合作共建文博学院。具体安排是在原来的历史学系基础上组建文博学院。虽说属于两方合办，但办学主体还是学校，省文物局只提供扶持，还专门下拨一笔经费文博学院建设使用。当年学校老图书馆遭遇火灾，正好邵逸夫先生捐资给学校修建新图书馆，学校就把老图书馆划过来当作文博学院大楼。不过这栋楼并非学院独家使用，地质系库房在后楼书库，中文系也在前楼办公。
在建院的同时，我们同步规划新专业。文博行业不能只培养考古人才，博物馆、文物保护方面的人才缺口同样很大，所以学院紧扣行业岗位需求，在考古学专业基础之上新增两个专业。第一个就是博物馆学，也就是如今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的前身，当年是教育部正式审批增设的目录内专业，三年后停招普通高考生，而参加成人高考的陕西省文博系统在职人员学历教育大专班，则持续了10年。2008年重新开始在考古学专业下面开设以遗址保护规划为特色的文化遗产管理方向，2014年改为目录内专业文物与博物馆学，独立招收本科生。
文物保护技术专业也是伴随着文博学院一同发展起来的。行业内都知道，西北大学率先创办文保专业，为全国输送了大量文物保护专门技术人才。最早的出发点就是响应文博行业用人需求，趁着文博学院成立契机顺势开设了文物保护技术专业，属于目录外特设专业，在高考理科门类考生中招生。
专业完备之后，首先进行的是面向陕西文博系统在岗职工开展学历教育。前后连续开办十届文博班，提升在职人员学历的背景下，提高了省内各文博机构的专业人员业务水平，为文博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陈洪海老师在旬邑下魏洛遗址指导2001级考古班实习，摄于2004年
Q3：面向文博在职人员的成人学历教育项目开展情况如何？
陈洪海：随着高等教育慢慢普及，文博系统里工作人员的整体学历水平也提上来了，新进的年轻人基本都是科班出身。而当年那批在岗的老职工，虽然成人高考难度相对低，但毕竟还是要考试、要学习。所以我们大概用了十年时间，基本把系统里有学习能力、能考上的无学历从业人员，全部系统性培养了一遍。
我是1988年留校的，1989年就去南开大学专门进修博物馆学。进修回来之后，我就开始主讲博物馆学课程，既给普通高考学生上课，更多的是给成人大专班的学员授课，后来还带考古学专业的博物馆学课程，那时候我的授课量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当年西北大学通过学历教育，实实在在解决了省内文博系统一大批人的学历短板，效果非常好。
后来国家又推出专升本政策，我们之前培养的那批成人大专学员，很多又继续在学校升本，拿到了本科学历，还有少数人进一步深造，考回西北大学读研究生。经常有学生跟我说，自己是“三进宫”，三次来西大学习，每一次都是我给他们上课。能把一个学生从大专、本科再到研究生一路培养三轮，这种情况其实非常少见，也很不容易。
所以说，我们现在完整的学科和专业架构，都和1988年文博学院的成立密切相关。看似只是历史学系换了一块牌子，但对学科发展而言，绝不只是更名那么简单。在此之前我们只有考古学一个专业，文博学院成立后，陆续增设了博物馆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真正补齐了学科短板，形成了考古、文保、文博“三位一体”的办学特色，也奠定了我们学校在全国文博领域的特色优势。
与此同时，我们的教研室配置也完善了，从原来单一的考古教研室，新增了文博教研室、文物保护教研室，不同教研室统筹排课、协同办学，专业体系变得非常完备。更重要的是，学院的成立让我们的办学真正对接行业、服务国家需求。不管是专业设置、文博方向招生，还是在职学历培养，都是贴合文博行业人才缺口的实际举措。
也正因为是和省文物局共建学院，我们和行业一线的联系也变得格外紧密。学生的校外实习、各地文博单位的合作交流，从那以后就常态化开展了。比如陕西历史博物馆刚建成的时候，第一次基本陈列布展工作，我带着学生全程参与了。所以不管是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还是行业服务，文博学院的成立都有着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Q4：文博学院同期开设历史、考古两大专业，后来又各自独立，经历了什么过程？
陈洪海：文博学院那时候也不只是历史学、考古学两个专业。我刚才讲了，有博物馆学专业、文物保护技术专业，还有一个后来分出去到了公管学院的档案学专业。
2010年，考古学科和历史学科各自独立建制，我们定名为文化遗产学院，他们定名为历史学院。不过这么多年下来，国家文物局以及全国各地的文博单位，还是习惯性称我们为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这个老称呼一直没变。文博学院这个名字我们从1988年用到2010年，沿用了二十多年，大家早就习惯了。
现在想来，当时之所以各自独立，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学科差异。考古、文博相关专业和历史学专业，不管是学科性质、研究风格，还是成果产出的形式，差别都很大。两套体系放在同一个学院里，师资评价、职称考核、成果认定的标准很难兼容。
考古学专业是在历史学系基础上建立的，一开始就比较弱势。后来学科越做越大，专业门类不断增加，师资队伍也逐步壮大，和历史学科的差异也就越来越明显。文博学院时期，全院历史、考古所有专任教师加起来才四十多人，师资规模很小。2010年分成文化遗产学院和历史学院之后，各自独立发展、深耕自身学科，规模都实现了跨越式增长。现在我们文化遗产学院的在册老师已超过百人，如果不分开，我估计师资规模大概率突破不了百人。从学科发展、队伍建设的实际效果来看，独立发展的价值和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Q5：文化遗产学院独立建院经历了怎样的筹备过程，学科发展的时代背景与核心理念是什么？
陈洪海：考古学从历史学中分出来独立设置，经历了很长的过程，当年全国各高校的考古学科也大多是经历了相似的困境。考古、文保、文博与历史学的学科属性差异很大：考古学是人文基础学科，文物保护技术属于工程技术类，文物与博物馆学偏向应用社科，而传统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工作模式和成果体系都和我们有明显差别。
为考古学科争取更好的发展空间，2002年全国高校考古负责人齐聚吉林大学召开专题座谈会，2003年北京大学再次召开同类研讨会议，之后在西北大学连续两年承办。几次会议都把考古学专业发展的机遇、困境、要求，形成倡议书反映给教育和行业主管部门。
2010年独立设置文化遗产学院，让两个学科都获得了充足的发展空间。学科评估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排名前三的考古学科都是独立设置的，足以说明独立办学对于考古学科发展是有力的。
回望学科发展，某些个人努力和贡献都只是发挥了较小的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顺势而为、贴合国内外行业发展大势。上世纪70年代后，国际学界突破了单一考古研究模式，逐步形成文物保护、文化遗产活化、世界遗产申报等多元发展体系，全球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保护传承愈发重视，文化遗产事业成为主流发展方向。
国内发展脉络亦是如此。改革开放初期，考古工作以配合基建为主，文保、文博事业发展滞后，国家发展重心聚焦经济建设。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国内文化遗产认知持续升级，行业迎来关键转型，行业从传统“文物保护”升级为全域“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拓宽了保护范畴，更革新了行业工作理念与职能定位。国家也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文件，持续加大对考古与文化遗产事业的扶持力度。
西北大学始终紧跟国家发展导向布局学科。2005年，我们率先在文博学院加挂文化遗产学院牌子，虽未调整行政架构，但基本完成办学理念升级，主动对接国家文化遗产事业发展需求。此后我们逐步强化遗址保护规划中心，在考古学下设文化遗产方向，招收相关研究生，全面将文化遗产理念融入人才培养与科研工作。这套特色学科体系的成型，离不开方光华、王建新、张宏彦、赵丛苍等校内老师的深耕探索，也离不开陕西省文物局赵荣、国家文物局单霁翔、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张廷皓等行业领导和前辈的鼎力支持。我们才能理顺了三位一体学科逻辑：以考古学探明遗产核心价值，以文物保护技术留存遗产本体，以文化遗产管理实现遗产活化利用。
为完善本科专业布局，我们曾两次申报增设文化遗产管理本科专业，因不在教育部专业目录内未能获批。2008年我们调整培养模式，在考古学专业下开设文化遗产方向本科班。2008至2014年学生毕业证虽标注考古学专业，但核心培养方向为遗产管理。2014年，我们依托目录内的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办学，保留文化遗产管理核心特色，补齐了专业体系短板。
至此，我们正式构建起考古学、文物保护技术、文化遗产管理三位一体的完整学科架构。三个专业独立办学、资源互通，形成了西北大学独有的学科特色与人才培养体系。这套办学模式先后获得陕西省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获得国家文物局和全国文博行业的高度认可。我们培养的学生，兼具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传承利用的综合思维，能在田野工作中兼顾发掘、保护与传承，这也是我们学科建设最核心的价值与成果。
“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考古学教师团队
（左起依次为：翟霖林老师，豆海锋老师，郭梦老师，李悦老师，杨璐老师，孙满利老师，
陈洪海老师，钱耀鹏老师，马健老师，于春老师，赵东月老师，任萌老师，马志坤老师）
Q6：考古学博士学位点的申报与获批经历了哪些关键阶段？
陈洪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考古学一直没有博士点。当时考古学属于历史学下属的二级学科，想要招博士，要么考古学自己拿下二级博士点，要么学校拥有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靠一级学科全覆盖来带动考古学招生。西大早就有了思想史所的专门史、中东研究所的世界史两个二级学科博士点，缺第三个就始终凑不齐申报一级学科的条件。2002年方光华院长决定调整学院的重点发展方向，支持让考古学牵头申报二级学科博士点，学院的发展重心也正式转向考古学科。结果就是2003年成功获批考古学二级学科博士点，2005年学校顺利获批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Q7：支撑西大考古学科走过低谷、持续发展的核心信念是什么？
陈洪海：常说物质决定意识，但意识的反作用力同样强大。一个单位有自己的风气、格局与传承，积淀久了就会形成独有的风格，甚至凝聚成专属的学科精神。西北大学考古学是真正有根基、有传承的，我们的学科始建于1956年，从建校之初就是国家层面的学科布局，自带深厚的历史底蕴。
回望发展历程，我们一路走来并不平顺，可谓跌跌撞撞。早期一度辉煌，中期却慢慢沉寂，被国内不少高校赶超。但有没有历史积淀、有没有学科底蕴，差别是很大的。这份长久传承下来的底气，支撑着我们一代代师生相互鼓劲、坚持前行。
我们学科曾经历过最低谷，我来西大后经历过的最艰难的就是九十年代初。那时候我们师资力量薄弱，国家对文博考古领域的扶持也极少，专业发展举步维艰，几乎快要支撑不下去。但即便身处绝境，我们整个团队也始终没有放弃，咬牙坚持守住了西大考古的学科根基。
陈洪海老师团队在青海省塔温搭里哈遗址调查
（一排右三为陈洪海老师）
Q8：磨沟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完整开展过程与关键学术发现有哪些？
陈洪海：2008年我原本计划带2005级本科生去甘肃磨沟遗址开展田野实习。我长期做甘青地区考古，磨沟是配合水电站基建的抢救性发掘项目，由甘肃省考古所招标开展。前期钻探结果显示，这里只有130座寺洼文化墓葬、65个齐家文化灰坑，几乎没有厚文化堆积，体量不大，我想着刚好适合一届本科生实习，一个暑假就能完整挖完，所以就选定了这个点。
结果2008年频发特殊情况，先是遗址所在地3月份有稳定安全隐患不能进场，本科生实习受限于教学进度约束而选择了淳化县枣树沟脑遗址发掘。计划先带学生完成基础田野训练后再去磨沟，结果又有5·12大地震发生。磨沟遗址靠近震区核心，安全风险极高，七月中旬才恢复实习条件，钱耀鹏老师一直很照顾我，看我已经带队辛苦干了三四个月，就主动提出不用我再奔波，由他带着研究生进驻磨沟发掘。随着发掘进程的深化，才认识到这根本不是一百多座墓的小规模遗址，墓葬数量远超预估，独特的偏洞室墓葬结构、多人多次葬的埋葬模式，颠覆了以往的认知。也正是这次发掘，让磨沟遗址顺利获评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原本计划参与磨沟实习的2005级本科生最终没能去到现场，后续我和陈靓老师带着2006级全班学生，完成了磨沟遗址的第二次发掘，这次还出土了目前区域内最早的铁器。
在这之后，我们形成了固定发掘节奏：上半年本科生实习，下半年研究生实习，用数年时间完整揭露了整片墓地。钱老师团队通过精细解剖，厘清了墓葬的建造、使用、多次埋葬和废弃全过程，还发现了此前被忽略的石头封土遗迹，推翻了最初的现场判断，后续也专门发文阐释了磨沟墓葬的形成机制，产出了一系列极具价值的考古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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