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名称：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

发掘时间：2021-2024年

发掘地点：宁夏贺兰山苏峪口内约10公里处的中缸窑子

发掘单位：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复旦大学

项目负责人：朱存世

苏峪口瓷窑址位于宁夏贺兰山苏峪口内约10公里处的中缸窑子，东距银川市约40公里。2017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调查时发现，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发现窑炉13处。2021-2024年，本项目对窑炉1-窑炉6（编号为Y1-Y6）进行了正式发掘，发掘面积2400平米。

苏峪口瓷窑址4年的考古发掘共揭露六座窑炉在内的完整作坊遗迹，并在窑场周围发现了开采瓷土、煤、石英、石灰等制瓷原料与燃料的矿坑。作坊遗迹包括房址、灰坑、瓷土坑、辘轳坑、釉料缸、石英砂坑、灶及烘坯区等。出土了大量全新的白瓷产品和各类窑具，极少量褐釉瓷、陶器和铜钱。

窑炉均为马蹄形半倒焰馒头窑，窑顶残。采用条石垒砌，由火膛、窑室、烟囱和两侧护窑墙等组成。以煤为主要燃料。火膛形制呈弧壁梯形，炉栅采用匣钵与耐火土烧制的粗大炉条搭建。窑床铺有较厚的耐火砂。烟囱长方形，位于窑尾底部两侧。

作坊遗迹两窑炉共用，由储泥池、辘轳坑、釉料缸、存贮间、烘坯区、居住区等构成。除釉料缸外，其余均用石块砌筑，保存比较完整。其中辘轳坑内保留了陶车的木轴等重要遗物。窑场外围的山坡上，发现了瓷土矿坑、挖煤坑与石英矿坑，瓷土与燃料均为就近取材。

瓷器产品主要为高石英白瓷，釉色温润、白中微泛青，玻璃质感和透光性超强。器形以碗、盘、盏、碟等日用器为主，瓜棱罐、执壶、双耳罐、花口瓶等大型器物数量较少，另有极少量建筑构件、动物瓷塑和佛像残块等。素面为主，常见花口与瓜棱等简单的装饰，以造型与釉色取胜。

窑具以直筒型高石英瓷质匣钵为主，胎质较粗，胎色洁白。碗盘类器物匣钵内多件涩圈叠烧。器物与匣钵之间均使用垫饼垫烧。匣钵之间用釉封口。

根据出土器物，综合推断窑址始烧于西夏早期，停烧于西夏晚期，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西夏瓷窑址。

苏峪口瓷窑址是西夏烧造白瓷的重要窑场，考古发掘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第一，发现了包括瓷土矿与石英矿（原料）、煤矿（燃料）、水源、窑场等在内的完整窑业布局。瓷土矿、石英矿与煤矿等资源在窑址区同时发现，这在我国陶瓷考古上尚属首次；揭露了目前为止宋元时期全国最为完整的古代制瓷作坊。

第二，发现了一批高质量的精细高石英白瓷和各类窑具标本，器类丰富，基本确定了苏峪口瓷窑址的面貌和装烧工艺。

第三，找到了西夏宫廷用瓷的烧造地。本窑址烧造的产品与西夏陵、贺兰山东麓的西夏离宫、寺庙等遗址出土的精细白瓷以及建筑构件基本一致，而且多件匣钵上戳“官”字，可确定是西夏宫廷用瓷的烧造地，具有西夏“官窑”的性质。

第四，发现了独特而高超的窑业技术。首次发现了在浙江上林湖以外地区大规模用釉封匣钵口的装烧技术（出土的匣钵均用釉封口）；首次在瓷胎、瓷釉中发现大量使用石英的制瓷技术。这在两宋时期全国窑场中首次发现，在我国的窑业技术上独树一帜。

第五，考古成果以全新的材料助推了陶瓷考古的发展，并从瓷业生产的角度阐释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创新性，实证了两宋时期民族融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

宁夏贺兰苏峪口西夏瓷窑址

冉万里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宁夏苏峪口瓷窑遗址的发掘为西夏制瓷手工业研究提供了关键性实证。该窑址与灵武窑共同构成我国瓷窑遗址分布最西端的生产体系，其重要意义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窑址出土匣钵“官”字款标本，填补了西夏官窑生产体系的空白，与灵武窑民窑产品形成互补，完整揭示了西夏的瓷业格局；其二，作为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官窑遗存，突破了传统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官窑研究框架，完善了我国古代官窑制度时空发展谱系；其三，细白瓷生产链条的确认具有特殊价值，将此类高等级瓷器的年代范围从隋代延伸至西夏时期，揭示了白瓷技术的演进路径；其四，遗址完整保存了包含原料和燃料开采区、原料加工区、成型区、烧成区及废品堆积区的作坊布局，就地取材的特征突出，而石英矿与煤矿资源的近距离配置，印证了宋元时期瓷窑选址的科学性。

在工艺技术层面，苏峪口瓷窑展现出独特的原料替代智慧。窑工通过添加石英矿模仿中原汝窑以玛瑙入釉的技法，利用石英与玛瑙共有的二氧化硅成分，在缺乏大型玛瑙矿源的客观条件下，成功创制出胎釉特征鲜明的瓷器品类。这种基于材料认知的技术改良，既体现了西夏对中原制瓷传统的继承，又彰显出边疆窑业因地制宜的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