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彦：1977年10月，中央决定恢复高考，使我有了通过公平竞争上大学而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虽然我高中时数理化学得很好，但仅有一个多月的复习时间，觉得文科较于理科来讲复习相对容易一些，只好报考文科。但文科专业又很少，中文、历史还有政治经济学等专业我都不太感兴趣，而考古我还不太了解。记得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就是去电影院看电影，每场电影之前会加放一部新闻片，我记得当时有个新闻片就播了一些关于我国在西沙群岛的一些考古发现，出土明清时期的瓷器、钱币等等。当时我们跟周边的部分国家有领土争议，这样就证明至少在明代或者明代以前这些地方就是中国人活动的地方，应该是属于中国的领土。我觉得考古是一门实用的学问，能够证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要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史书上可能就没有记载。当时我第一次听到了“考古”这个词，并惊奇“考古”还有这等作用。从此，“考古”在我的脑海里划上深深的印迹，于是报考专业时我就选择了考古。

        陈一飞、刘展望：那当时在学院开设的哪些课程和老师是让您记忆深刻的？

        张宏彦：西北大学是在1956年设立的考古专业，实际上当时的师资很大一部分都是从历史方向转过来的，比如当时考古教研室主任马长寿先生，实际上是一位民族史专家；副主任陈直先生，是一位秦汉史专家。还有咱们考古专业创始人之一刘士莪先生，原也是学历史学的。所以当时常请北京大学或陕西考古研究所的这些老师、专家来讲课。我们入学后给我们上专业课的老师有：王世和（旧石器考古、新石器考古）、戴彤心（夏商考古）、刘士莪（两周考古）、段连勤（战国秦代考古）、肖安顺（两汉考古）、贾正中（魏晋南北朝考古）、段浩然（隋唐考古）等老师，他们都很敬业，讲授的专业基础知识都很扎实。其中王世和老师是1960级考古专业的，他毕业后先是分到省考古研究所工作，1972年西北大学恢复考古专业办学以后又调回来，所以王老师既懂得考古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他讲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很多同学都比较喜欢。

1982年12月张宏彦老师在西北大学历史系楼前

        陈一飞、刘展望：老师，您还记得第一次考古实习的情况吗？

        张宏彦：这就要从西大考古的历史说起，在我们1977级考古班以前，西大学生实习基本上都是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或者其他考古单位联合发掘的，比如长武下孟村、西安半坡、宝鸡周原等等。而1980年我们在华县梓里的发掘是西大考古第一个独立的主动性发掘项目。当时带队指导我们的是戴彤心老师，他先前是在安阳殷墟长期从事田野工作，所以有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记得他曾经带我们班到沣西调查的时候，在一个断崖上发现一具人骨，他就拿手铲随便掏了一下，就掏出几件玉器来，我们就感觉很不可思议，老师怎么就知道玉器埋在哪？实际上从田野考古发掘来讲这是常识，商周时期的玉器随葬品放置在哪个部位一般都有规律。所以那次在梓里的实习我们收获是很大的，梓里遗址的年代主要属于仰韶和龙山两个时期，既有灰坑、房址、壕沟等遗迹，还有墓葬。所以发掘是比较成功的，我们也学到了许多田野考古知识和经验，奠定了我们以后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的基础。2012年我们七七级考古班出版了一本毕业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取名《梓里集》，寓意于纪念华县梓里遗址考古发掘实习和感谢我们的学缘故乡——西北大学。

1980年张宏彦老师在华县梓里遗址清理墓葬

        陈一飞、刘展望：相比于考古所、博物馆这些单位，您当时为什么选择继续留在西北大学工作？

        张宏彦：不是我选择西大，是西大选择了我。1982年我们毕业是分配工作，组织上把你分到哪你就到哪，而不是说你想到哪去就一定能到哪去。当时原本是打算分配我去陕西省文物局或所属单位工作，后来又分配我留在学校任教。因为此前十年间我校考古专业停办，高校和文博单位专业人才极度短缺。除了1972年恢复专业以后调入学校的部分教师以外，急需补充新生的力量。所以实际上是西大选择了我。

        30多年的教学历程，使我从最初不愿意当教师转向热爱教学工作，从没什么教学经验，逐渐成长为一名较为合格的高校教师。并在多年教学过程中，科研与教学相结合，把研究成果融入教学之中，起到较好的效果，逐渐形成了“注重学术，尊重学生，敬畏课堂”的基本理念。而多年来人才培养的些许成就，是我教师生涯中最感欣慰的。

        陈一飞、刘展望：您在留校任教之后，是怎样一步一步提升学术思维并完成向教师身份的转变呢？

        张宏彦：最开始我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属于城址考古的范畴。我从史前龙山时代的城址一直写到隋唐长安城。但毕业以后组织安排我留校去跟王世和老师学习旧石器考古，研究方向跨度十分之大。在学校虽然王老师讲课很好，但是大部分同学对旧石器都不是特别感兴趣，古生物、古人类、第四纪地质这些旧石器考古必备的知识更是知之甚少。但为了教学需要，我必须要加强学习旧石器考古知识。当时学校推荐我到北京大学，师从吕遵谔教授学习旧石器考古。在吕先生悉心的指导下，我一边听课和观摩旧石器标本，一边编写旧石器时代考古讲义。一个学期的学习，使我对旧石器时代考古、特别是对中国旧石器有了基本的认识，对承担这门课也有了一些自信。此外大部分时间还是自己阅读各种的旧石器考古书籍，并尽可能多地利用外出考察、参观的机会，注意观察各种第四纪自然堆积的土质土色及时代特征。这些知识就是从野外中逐渐获得的。此外我还专门买了一本《第四纪地质》天天去看，一边看一边到野外去观察，慢慢就获得了知识。后来我还有一次机会到日本去留学了一年，期间除了学习一般的考古知识以外，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学习旧石器，他们开设有打制石器的培训课程，专门用鹿角做成打击工具，然后从岩石上打下石片，再制成各种各样的石器。通过这些培训使我对旧石器的制作过程及旧石器的辨识有了很深的感受。另外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日本在考古工作中较早开展了多学科合作研究，考古工作的各个环节都有各方面的专家参与，这对我影响很大。我对环境考古特别感兴趣，因为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及其文化，对自然环境都有很强的依赖性，不了解当时人类的生存环境，就很难了解当时的人类及其文化特征。因而我的研究领域逐渐拓展到环境考古中人地关系的研究。

        我直到1985年时才有幸在石兴邦、王世和老师的指导下在职攻读硕士学位。我那会儿已经工作了，所以有机会通过实践加强自学或向专家请教。如将地质系黄土研究的专家请到案板遗址去作指导，现场教我们认识黄土及其时代特征，慢慢积累多学科知识和经验。此外，我主要教授旧石器时代考古，但通过梓里实习和紫荆遗址、案板遗址的发掘，使我积累了许多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知识与资料，研究重心也慢慢拓展到新石器考古。

在教学中我还讲过《中国考古学通论》这门课，从旧石器一直讲到隋唐，我觉得这对我也是个锻炼。知识可以专，但是面也要广，在广的基础上专。因为在野外工作可能会遇到各个时代的遗迹、遗物，也需要我们及时处理，否则就会浪费宝贵的文物资源。

        尽管我并不专门研究历史时期考古，但这门课程的讲授过程也使我获得了很多知识，成为我后来写《中国考古学十八讲》的基础，实际这也是在我这么多年来知识和教学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形成的。

        陈一飞、刘展望：那您的身份从学生转换到老师之后，在指导学生发掘的过程中，您侧重于培养学生哪些能力？

        张宏彦：现代考古学的基础是田野考古，因而大学的考古教学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其中田野考古实习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在某种程度上讲，田野考古实习的成功与否是考量考古专门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指标。因为许多考古学的知识，都需要在考古发掘中再认识；一些考古学的理论，需要在田野考古中检验。作为一名合格的大学考古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也需要有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这样才有可能完成各个教学环节，培养出合格的人才。

        同学们在学校主要是学理论知识，其间虽然也会去遗址或博物馆参观，但是作为考古来讲，不光是要看这些东西，还要亲自动手挖。了解文物是怎样从地下出土的，它们的年代是如何判定的，遗物之间的关系如何，埋藏环境有什么特征和意义。这些都需要亲自动手才能理解。当然发掘也要有一个科学规范的程序。这些知识和信息都需要亲自动手发掘才能获得。

        田野考古第一个目的，也是主要目的就是教会大家科学的发掘过程，掌握各个环节的技能，即从调查、布方、辨识土质土色、规范地清理各种遗迹遗物、做好各种文字图表和影像的记录，整理成发掘报告等。在实习的过程中我们一边有针对地上课一边发掘，让大家都熟悉这个过程。另外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带着问题去发掘。比如课堂理论教学的时候讲了仰韶文化的特征，但在发掘仰韶文化的遗址中，突然有一些过去没有见过的遗迹或遗物。这些新的发现有什么意义？能够说明什么问题？这就需要去不断思考，深入研究。

        第二个目的是锻炼吃苦耐劳的品格。考古实习绝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但田野考古是要消耗体力的，有时工作环境也很简陋。因而考古工地也是锻炼人养成吃苦耐劳品格的地方。我经常跟学生们讲，“你们不要觉得考古实习都是苦，如果能把这几个月坚持下来，得到了专业知识的收获或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格，这就是进步。”而大部分同学都能坚持下来，并有所收获。

        第三个目的是培养团队意识。考古工作是一个集体项目，不是一个人就能独自完成的，必须要相互配合、相互协作。虽然个人努力也能在里边有所体现，但考古发掘只有团队成员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因此，田野考古发掘也是一个培养和塑造个人团队意识的过程。我们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还要学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团结一致，相互配合，才能圆满完成田野工作的各项任务。因而培养团队意识，这是我们田野考古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第四个目的是让学生学会懂得尊重他人，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有次在南方发掘的时候，村里树上的橘子成熟了，我们反复强调这是别人的劳动成果，不能随便采摘，哪怕就是挂在头顶上举手可得也不摘，师生们一直遵守着这样的纪律。时间长了，结果反而是当地的群众主动拿着一筐一筐的橘子来慰问我们。我觉得这就是尊重别人的一个结果。毕业之后在工作中相互协作也是一样的，只有你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

        所以我觉得考古实习是一种综合性训练。通过这样的几个月的综合训练，我觉得大部分同学都应该有收获，虽然有部分同学以后没有留在考古行业内，去从事其他行业，但是我坚定地认为从艰苦的田野考古训练过程中获得的技能、品格和精神的收获，以后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是人生中的一笔宝贵财富，并对其一生产生深远影响。

        陈一飞、刘展望：在您的考古生涯当中，令您印象深刻的田野发掘项目有哪些？

        张宏彦：我毕业留校以后和王世和老师一块带的1979级学生在商县紫荆发掘，还多次发掘过扶风案板遗址，后来还在黄河小浪底和长江三峡带学生参加过实习发掘等，我就不一一说了。

        我觉得有两次发掘令我印象深刻，第一次就是在河南小浪底水库淹没区的发掘。当时还有几所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和洛阳文物工作队的同志参加。我们学校考古专业在王世和先生的指导下，由我和陈洪海老师还有刘瑞俊老师带着学生们实习，当时我们也是采取一边上课一边发掘的方式。比如考古工地出土一具人骨，我就会把所有同学都召集过来，讲一下人骨的知识，如人骨各部位的名称，通过哪些部位观察男女性别、年龄，哪些部位可以估算身高等等。考古就是探索古代的人类及其文化，人骨也包含着大量的信息，无论是古猿古人类化石，还是古代的人类的骨骼，都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重要资料。而要解读人骨，就要有一些体质人类学的基本知识。另外在大面积发掘之前，我们先在遗址中挖了一条长的探沟，了解地层堆积和遗迹分布的情况，方便后续有目的地扩方发掘。这样边发掘边学习，效果很好。每次田野考古发掘实习，老师始终跟同学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天天一块上工一块下工。有问题在工地去解决，学生哪个剖面划不清，我们亲自给他做示范，教同学们辨识土质土色等等。虽然不指望一次实习就能把所有的技能都掌握，但是总能学到一些知识。那次实习老师们比较敬业，同学工作也比较出色，受到了当地的文物主管部门的好评。

        第二次是长江三峡库区考古。这是一项大工程，需要在三峡大坝建成蓄水之前，完成库区内淹没线以下的考古发掘工作，因而也是一项配合国家大型基本建设的保护性考古发掘工作。故国家集中了全国几十家高校和考古单位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我们学校是由王建新老师、我和钱耀鹏老师、刘瑞俊老师、冉万里老师等人几次带队到万州中坝子、上中坝遗址，结合实习进行考古发掘。和小浪底发掘一样，考古发掘和现场教学同步进行。结合遗址中发现的大量打制石器，我们还进行了打制石器教学。一边打制石器一边观察出土的石器标本特征，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的发掘成效和质量，也受到了重庆市文物主管部门的好评，部分发掘出土文物，还被长期展陈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陈列中。

1997年张宏彦老师在河南小浪底盐东遗址给同学们上课

1998年重庆万州中坝子遗址的带队老师们

（从左至右依次为刘瑞俊老师、冉万里老师、张宏彦老师、钱耀鹏老师）

1998年重庆万州中坝子遗址发掘的1995级考古班师生们

（二排左八为张宏彦老师）

        陈一飞、刘展望：想请问一下您在考古生涯中较为深刻的一个教训是什么？您之后又是怎么去解决的呢？

        张宏彦：我一般做事比较谨慎，这几十年既无轰轰烈烈的事迹，也无引领学术潮流的影响。当然最开始做田野考古工作的时候肯定也有失误，比如说漏掉了一个柱洞，或者没有注意到柱洞里边填埋的东西及其作用，像这样的经历，从我的学生时代一直到任教最初的几年都发生过。但我们所有考古人都是从田野中积累经验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失败会随着经验的增加越来越少。而且大家知道考古工作很大程度上依靠经验，唯有你经历过了，你才明白它是个啥。若你没经历过，你想得再周全，也不会十分完美。特别是还有一点要跟你们说明的，作为老师来讲，不管是给学生上课还是自己研究都要十分慎重。你给学生教了个错误的知识，可能会误导他一辈子。所以老师每讲一个知识点的时候，都应该反复地斟酌。

        陈一飞、刘展望：最后一个问题，现在国内开设考古专业的学校越来越多，学习考古的学生也越来越多。您作为老一辈的考古人，对我们这些新考古人有没有什么建议？

        张宏彦：上世纪50年代只有北京大学和我们西北大学开设考古专业，后来到70年代的时候又增加了吉林大学、山东大学、郑州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校。当然我自己觉得如果学考古，首先要喜欢考古，否则就很难有学习的动力。其次，考古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问。因而学校所在地还要有丰富的文物资源，要能经常看到。我经常跟同学们说，如果老师上课讲的东西，你从始到终都没见过实物，你的收获就会大打折扣。陕西是一个天然大博物馆，地上、地下文物资源十分丰富，可以说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明清的遗迹遗物都能看到。如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考古博物馆，还有半坡遗址博物馆等等，野外也分布有大量各个时期的陵墓和遗址等。除了上课老师带队参观，自己也可常去看看。因此陕西有着学习考古学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就有可能学好考古。当然，首先要加强理论学习，没有理论的指引，研究可能是盲目的，考古技能掌握得再好，也只能是个“考古匠”。其次要充分利用陕西的文物优势，多观察、多实践，多了解考古新发现。因为考古新发现可能改变一些以往的固有认识，也可推动学术研究向更高的层次发展。这样才有望成一名考古学家。

        还要告诉你们大家一点，就是学校确实是一个培养人的地方，但学校不是培养你所有知识和能力的地方，它只能培养你对考古或者对其他学科的一个基本素养，剩下的其他实践经验，研究能力等都是在工作过程中逐渐获得的。只有不断的学习，才是科学研究的动力。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一方面要跟别人学，一方面要自己学。你时时刻刻都得做一个有心人，心里带着问题去学习，这样才会有所收获，有所成长。

        陈一飞、刘展望：好的，我们的采访到此结束，感谢老师，再次祝您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