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适逢西北大学考古学科成立七十周年。七秩春秋，薪火赓续，一代代西大考古人深耕田野，潜心治学，共同铸就了学科深厚的底蕴与独特的气质。为留存这份珍贵记忆，本公众号特开辟“西大考古口述史”系列专栏，将陆续刊发对学科前辈的专访文稿。这些来自亲历者的亲口讲述，既是西大考古七十年风雨兼程的生动见证，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的珍贵缩影。谨以此系列回溯学科来路，致敬前辈风骨，启迪后学新人，共贺七十华诞。

        本期推出杨璐老师的专访，采访以线下形式开展。采访时间为2026年6月30日，采访人为2024级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本科生许露予、李睿琪。

       访谈人介绍:

        杨璐，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大学萨兰托文化遗产与艺术学院院长，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文物保护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教育部文物保护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博物馆协会藏品保护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文物考古工程协会副理事长，陕西省文物保护科技创新联盟理事，陕西省博物馆协会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200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获理学学士学位。2006年获考古与博物馆学硕士学位，2012年获文物保护学博士学位。2014年至2015年在意大利比萨大学做访问学者，进行文物残留物分析的合作研究。近年来，出版学术专著3部，教材2部（其中“十二五”规划教材1部），发表相关学术论文90余篇，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1项、校级教学奖励3项，获省部级科研奖励3项。

        访谈内容：

        许露予、李睿琪：杨老师您好，我们是文化遗产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2024级本科生，非常感谢您今天能抽空配合我们做这次西大考古口述史的采访。我们这边了解到您之前的本科、硕士和博士都是在西大就读。想了解一下，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文物保护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是有什么样的契机吗？

        杨璐：这事儿说来挺巧的。1998年我高考那年，学校发的招生报上，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正好排在最前面。高中那会儿，我其实不太懂这专业是干嘛的，就是觉得名字挺有意思的。我从小对考古特别感兴趣，但当时不知道考古只收文科生——我还以为文理都能报呢！因为我自己更喜欢理科，就选了理科。后来填志愿的时候，才发现考古专业报不了，一看文物保护技术好像也挺对胃口，就把它填成了第一志愿，结果真被录取了，进了西大。没想到就这么误打误撞，正好撞上了自己喜欢的领域，所以一路干到了现在。

杨璐老师萃取文物残留物

        许露予、李睿琪：杨老师，您求学和任教这些年，有没有一段经历或者一位老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杨璐：我在西大待得比较久，从1998年一直到现在，细想起来难忘的事儿真不少。2002年我本科毕业的时候，就已经留校任教了。现在回头想想，能走上这条路，应该感谢当时的院长方光华老师。你们可能不知道，现在考古和文物保护挺火的，但上世纪90年代末那会儿，这两个专业比较冷门，社会认可度并不高，整个学科发展都很艰难。咱们专业在1996、1997年那阵儿，甚至没法同时招生——一年招文保不招考古，下一年招考古不招文保。再加上老教师陆续退休，专业里人手接不上，真是青黄不接。

        到了2002年我毕业的时候，对于我们文物保护专业而言，可以说是形势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那时，文保专业真正在岗的专职教师，只剩下王丽琴老师和刘成老师两位——郭宏老师当时还在北京继续深造读书。整个专业四个年级的学生，教学与指导的重担都压在这仅有的两位老师肩上，专业眼看就难以为继，面临要么停止招生、要么赶紧补充师资的紧迫抉择。当时的院长方光华老师独具慧眼，他认为文保专业具有长远的发展前景与学科价值，因此果断做出决定，要从我们这届应届毕业生中选拔两人留校任教。于是，在2002年，我就这样留了下来，成为了专业师资队伍中的一员。

        另一位我要特别感谢的，也是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王丽琴老师。留校之后，我的深造之路——无论是攻读硕士学位还是博士学位，都是跟随王丽琴老师完成的。王老师如今已经光荣退休，她对待学问的态度特别认真，始终保持着一种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治学风格，这种精神深深影响了我。可以说，我现在对待学术的态度、开展研究的具体方法与习惯，全是当年在王老师的教导下，一点一滴积累和学习来的。另外，王丽琴老师对学生也特别好，总是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使我深深感受到，在学术道路上，不仅有严谨的治学要求，还有一份来自老师的关怀与支持。这一点也影响到了我现在对我学生的态度。

        另外，王建新老师也让我印象极深。王建新老师学术眼光很超前，特别注重多学科合作。他不管做什么课题，总想把不同领域的人聚在一起。这种跨学科的思维方式，在那个年代的考古学界其实很少见。我后来能加入他的“东天山项目”，完全是因为王老师思路开放，愿意给我们年轻人搭台子、给机会。

        还有赵丛苍老师。你看赵老师现在的研究，从传统考古到医学考古、军事考古，涉猎特别广。这些老先生们开阔的学术视野，对我们这代人的成长影响真的很大。

        许露予、李睿琪：杨老师，您刚才提到2002年留校任教。从学生到老师，这样的身份转变，对您当时有哪些影响？

        杨璐：刚留校那会儿，身份转换确实挺不容易的。现在想想，那时我才23岁，比你们现在也就大个两三岁。2002年一留校，就得给99级、00级的学生上课、指导毕业论文。其实他们也就比我低一两届。所以特别有意思，99级、00级、01级的学生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不叫我“老师”，都喊我“师兄”。因为那时候虽然留校了，但年纪差不多，天天在一块儿，感觉特别亲。

        刚留下来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我是一个本科生嘛，各方面懂得也不多，没一下子就把自己完全当老师看。那时候学校有个政策，让我们留校的同时读研究生。所以那几年我既是学院的老师，又是学院的研究生。一边教书一边读书，这个转变过程其实拖了挺久的。直到研究生快毕业那会儿，我才慢慢觉得，哦，我真的算是个“老师”了。

        不过现在回头想想，那时候没急着转变也挺好的。跟99级、00级、01级这几届学生一块儿学习、相处，那段日子特别珍贵。

杨璐老师清理出土彩绘陶器

        许露予、李睿琪：杨老师，我们了解到在2004年的时候，中国文物研究所开办了中意合作文物保护修复培训班。当时咱们学校是推荐了您和惠任老师去参加这个培训，能跟我们聊聊那段经历吗？

        杨璐：是的，所以我特别感谢学院领导和老一辈老师们当年为我做的规划。2004年，中国文物研究所开办了一个中意合作的文物保护培训班，当时刚从意大利回国的詹长法老师，带着意大利的团队，和国家文物局促成了这个合作项目。这个培训班的初衷，就是把意大利先进的文物保护理念和技术，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再向全国推广。

        那个时候这个培训班在全国的名额非常少，招生范围主要面向全国文博系统，西北大学作为高校，本来不在招生范围内。当时我作为年轻老师，根本不知道这个招生消息，是学院先得到了消息。为了让我们能获得这次外出学习的机会，方院长带着我和当时的系主任王建新老师，和詹老师当面沟通这件事，全力为我们争取名额。之后学院又多方联络，向国家文物局打报告申请。经过这一系列的努力，硬是为西大争来了两个宝贵的名额，把我和惠任老师送去北京学习。

        那次是一整年的全脱产学习，从2004年2月出发，到2005年1月才回来，整整一年时间，在北京学习半年，去洛阳实习半年。当时培训班分了四个方向：陶瓷金属文物修复、石质文物修复、古建筑保护，还有考古发掘现场保护。刚去的时候，因为我之前发表过铁器保护相关的文章，就把我分到了陶瓷金属文物修复方向。

        结果有一天，当时文博学院的副院长史翔老师给我打电话说：“我和方院长，还有王建新老师，我们几个人专门开了会，讨论你们选方向的事。学院认为你应该选‘考古发掘现场保护’这个方向，你就学这个！”我当时就说，既然是学院开会研究决定的，也是学院送我来学习的，那我就听学院的安排，学这个方向。然后我就去找詹长法老师说明情况，詹老师也支持我的调整，于是我最终在培训班里学习了考古发掘现场保护方向。

        那时候年轻，其实并不明白学院为什么一定要让我改选这个方向。直到后来，经过这么多年的工作和实践，我才慢慢理解了当年学院的布局：为什么一定要重点布局“现场保护”？因为考古发掘现场保护是连接文物保护技术和考古学最紧密的桥梁。通过现场保护，既能让文保专业的学生了解考古发掘现场的实际情况，也能让考古专业的学生掌握基础的文物保护知识。

        我回来以后，王建新老师和赵丛苍老师就带我去了2002级学生在甘肃礼县西山坪遗址的考古实习现场。我配合赵老师在那里开展现场保护工作，在实习过程中把考古班的学生召集起来，一边跟着发掘一边讲解现场保护知识。后来，正是因为咱们学院自己有考古工地、有发掘现场，我从自己的工地做起，慢慢积累了经验，后来又出去帮其他单位做现场保护。再后来国家文物局开办全国考古领队班，我每年都会去给全国的考古领队讲授发掘现场保护的相关内容。

        所以说，这一切其实都得益于当年学院为我做的规划。如果没有当年学院的规划，我肯定不会走上这个方向。所以说，学院帮年轻人做规划真的很重要，年轻人自己往往想不到那么远，毕竟所处的位置不同，视野和格局也不一样。学院能够站在学科发展和国家需求的高度，替你看清楚哪条路更有前景、更值得深耕。

        许露予、李睿琪：杨老师，您刚刚也说到您一直是专注在这个考古现场保护领域的。那您能结合自身的经历讲一讲，文保人在现场是如何探索和体现专业价值的吗？

        杨璐：考古现场保护这事儿，其实有点复杂，涉及的专业领域其实非常广。我现在给学生上这门课，但只讲其中一小部分，主要内容还是毛维佳老师负责。不过我常跟学生说：“你要是学文物保护，这辈子至少得亲自参与一次现场保护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到了考古工地，你才会亲眼看到——好多文物刚挖出来的那一刻，如果不马上采取保护措施，可能转眼就损坏了、甚至彻底消失了。要是有现场保护人员在场，那些本来很可能保不住的遗迹、遗物，其中一部分说不定就能保存下来。那种成就感真的特别强，你会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自己所学知识的价值。这也是我特别喜欢干现场保护的原因。

        当然，做现场保护还有另外一些学术之外的收获。年轻的时候每年暑假我都会跑工地，当时马健老师、任萌老师、习通源老师等考古专业的老师假期也都在工地度过。考古队在前面挖，我就在后面做保护。大家同吃同住，一起劳动，配合特别默契。工地上的关系和在学校里很不一样：在学校，大家都忙，各忙各的，很少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聊聊或者一起协作；但在工地上，大家都是“考古战友”。我觉得这种田野经历特别有意思，既有成就感，又充满乐趣。

杨璐老师在新疆巴里坤石人子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

        许露予、李睿琪：杨老师，那您在这么多年的任教过程中，您觉得有哪些精神或者理念，是您最想传递给学生的呢？

        杨璐：我从一年级新生导读开始，就一直跟学生们强调：大学的学习和中学的学习不一样。中学阶段的学习因为有高考这道关口，你必须通过它才能进入大学，因此你需要记忆大量既定知识点，老师告诉你这道题该这么解，你记住就好，不能去质疑，质疑了考试就过不了。但大学要学的东西，绝对不止这些具体的知识点。因为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任何知识点你都可以轻松通过手机、网络立刻检索出来。大学真正要学的，首先是一种思维方式，尤其是批判性思维，也就是质疑的精神。在学科发展的历程中，你会发现很多时候都会涌现出新想法、新发现。作为大学生，你就要去思考：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个人会提出这样一个新点子？这些为学科做出贡献的人，当年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这才是最核心的内容。我们要去质疑从前既定的规则或者规律是否真实、是否合理。如果上课时我告诉你这道题就这么解，你说没问题，然后直接记下来，那你未来永远做不出出色的成果，因为你的思维太僵化了。你必须去质疑、去思考、去尝试。当你发现一些存疑的小问题，就自己动手验证，才有可能做出前人做不出来的成果，达到超越前人的高度。

        我上课经常给学生讲方法论，就拿环十二烷在考古发掘现场保护中的应用来举例。环十二烷本身是一种挥发性材料，记住它并不难。但把环十二烷用到考古现场，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呢？它解决了我们传统文物保护里提到的可逆性难题。过去大家都认为文物保护要使用可逆性材料，可实践证明，完全的可逆性几乎做不到，最后逼得文物保护领域直接修改了原则，把“可逆性原则”改成了“可再处理原则”。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群人在思考：到底怎么做才能实现真正的可逆？他们跳出了传统思维，选中了可以升华的材料——环十二烷。将它应用在考古发掘现场，需要的时候把它涂覆上去；不需要的时候，只要将它暴露在开放空间，它自己就会慢慢挥发升华，不需要人为去除。这个材料的化学性质你记不记得住，对你未来的学术发展影响不大；但你要明白，前人为什么会想到用这个材料，是怎么在当时的情况下打破常规想到这个解决方案的。你掌握了这套思考方法，未来面对新问题时，也有可能产生属于自己的新想法。这就是我认为大学里同学们应该学习的，就是“授人以渔”里的那个“渔”。

杨璐老师讲授陶瓷类文物修复实验课程

        许露予、李睿琪：谢谢杨老师您的分享。您想对咱们之后的同学、现在的新生以及未来准备从事考古、文物保护以及文化遗产管理这方面的学生，做一个什么样的寄语呢？

        杨璐：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把爱好和自己的专业结合在一起。我相信现在读这个专业的学生，绝大多数一开始都是因为热爱才选择它的。我希望大家在求学过程中，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好奇心，留住心底这份对专业的热爱，努力在未来把爱好和工作完美融合，这样我相信大家一定能走得更远、更稳、更好。就拿我自己来说，我一直觉得特别幸运，从事文物保护这么多年，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这个专业趣味十足。这个领域还有太多没能解决的问题，我努力让脑子里每天都转着各种各样新奇的想法，当这些想法能一个个落地实现的时候，真的是一件特别有意思、也特别有成就感的事。你们学文博专业，肯定也是因为对它感兴趣。未来如果你们要从事这个行业，在大学学习的过程中，难免会碰到难度很高的课程，或是枯燥乏味的考试，千万不要让这些现实的挫折磨灭了你们的热爱。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好奇心，始终对新鲜事物保持“哇，这个东西真有意思”的探索欲。未来如果能在这个行业坚持走下去，我觉得第一你们会收获满满的幸福，第二也一定能做出让自己骄傲的成绩。

杨璐老师在“历史·艺术·技术——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交流发言

        许露予、李睿琪：杨老师，在结束前我还想补充一个问题。您在求学或者任教的生涯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或者自己觉得遭受过外界的质疑，但你仍旧坚持了自己原来道路的经历？

        杨璐：有啊，当然有。我的硕士研究生整整读了四年。你们大多数人现在读硕士一般是两年或者三年，我那时候原本正常学制是三年，可我整整读了四年。这都是因为2004年到2005年那段时间，我去北京参加中意合作文物保护培训班，一整年都在外学习。回来之后，我在校的硕士学习进度完全落下了，只能延期毕业。那时候我年轻，心里直犯嘀咕：“怎么连硕士都要延毕啊？这以后可怎么办？”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件挺丢人的事，现在回头想想，那段时期的焦虑和挫折，其实根本不算什么。而且说实在的，在学术道路上，挫折和自我怀疑实在太常见了。就在这两天，我还在看一个项目的评审材料，同行这份项目材料特别出色。我看完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哎呀，这位同行做出来的想法这么好，我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呢？”这种和同行对比之后生出的羡慕与遗憾，直到今天我也经常会碰到。但我觉得，正是因为拥有了这种辩证的心态，你才能在看到别人优秀成果的时候，吸收他们的长处，接着修正自己的方向，继续往前走。

        许露予、李睿琪：谢谢杨老师，您这种辩证的思维太启发我们了。再次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杨璐：没关系，谢谢你们，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