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适逢西北大学考古学科成立七十周年。七秩春秋，薪火赓续，一代代西大考古人深耕田野，潜心治学，共同铸就了学科深厚的底蕴与独特的气质。为留存这份珍贵记忆，本公众号特开辟“西大考古口述史”系列专栏，将陆续刊发对学科前辈的专访文稿。这些来自亲历者的亲口讲述，既是西大考古七十年风雨兼程的生动见证，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的珍贵缩影。谨以此系列回溯学科来路，致敬前辈风骨，启迪后学新人，共贺七十华诞。

        本期推出吴铮争老师的专访，采访以线下形式开展。采访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采访人为2024级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本科生杨清雅、韩静雯。

        访谈人介绍:

        吴铮争，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科与硕士就读于西北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200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人文地理专业取得理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与管理。主持多项国家、省级社科基金课题，主持编制城子崖遗址、芦山峁遗址等多处文物保护规划。

       访谈内容：

        杨清雅、韩静雯：您2008年博士毕业后来到西大任教，当时是什么契机让您选择加入文化遗产学院？今年学院迎来考古学科建设70周年，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吴铮争：我本硕在西北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就读，硕士阶段就跟着导师参与了安阳殷墟保护规划项目。后来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也持续关注这一领域的前沿动态。也是在这个时期，我的师兄刘军民从城资系调到文博学院，学院成立了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中心，王建新老师、刘军民老师牵头开展汉长安城遗址、乾陵等一批重大文物保护规划项目，学院在大遗址研究领域不断涌现新成果。所以在我毕业的时候，回西大任教是顺理成章的决定，我是带着迫切的心情要投入到这份事业中去的。

        谈到考古学科成立70周年，还挺感慨的。2008年我刚入职时，学院规模很小，全院职工也就三十多人。这十多年来，师资队伍规模已过百人，建立了完善的院系专业布局、多个高水平科研平台，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能取得这样的发展，一方面得益于国家对文物事业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更在于学院全体师生牢牢抓住时代机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作为其中一份子，我与有荣焉。

        杨清雅、韩静雯：您第一次回到西大、走上讲台时，对校园和学院的初印象是怎样的？

        吴铮争：2008年重回西大，包括前段时间校园开放日返校，我最深的感受是时间好像在这里停滞了，没有变化。在外界环境快速更迭的当下，这份不变不是“停滞”，而是一种由深厚文化底蕴与从容坚守初心所支撑的、极其难得的定力。

        大礼堂是文物保护单位，至今还在使用。6号宿舍楼还原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生活场景，整个校区就是一座活的校史博物馆。从今年开始一年级新生都统一安排在老校区上课，硬件条件虽不及新校区，但是新生可以沉浸式感知学校的历史文化脉络，在浓厚的文化空间中理解什么是“公诚勤朴”，这个校园承载的，正是一代代西大人共同的集体记忆。

        杨清雅、韩静雯：我们筹备院庆展览，梳理文博专业早期发展脉络，了解到您参与了专业早期筹建工作。想请您介绍当年的办学理念、培养方向，以及这些设计对后续专业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

        吴铮争：2008 年，学院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设文化遗产管理方向的本科人才培养。时至今日，无论何时回望这段历程，我都感佩王建新老师、陈洪海老师、赵荣局长等前辈在学科构建和专业建设上的前瞻性和战略眼光。

        学院确立的“三位一体”框架，明确了文化遗产管理方向的定位，核心在于阐释遗产价值。赵荣局长提出的遗产保护“四个结合”——即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与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结合、与城乡建设结合、与当地环境改善结合，则明确了文化遗产管理所遵循的核心理念。这意味着，我们从不把遗产管理作为孤立的技术问题，而是将其置于城市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的整体框架中去思考。

        在课程体系建设上，我们以考古学为根基，搭建了跨学科的课程架构，开设文化遗产经济学、文化遗产社会学、文化遗产管理、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博物馆展陈设计、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课程，并邀请管理学院刘文瑞老师、任都甜老师等跨院授课。近十年来，课程体系经过三轮调整优化，日臻完善。

        所以，二十年前便确立的遗产管理“融入城市建设、赋能区域发展、提升民生福祉”的思路，如今看来极具引领性。当下行业普遍倡导的文化赋能、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与我们当年的办学理念与实践探索是高度契合的，这也印证了前辈们在学科建设布局上的远见。

        杨清雅、韩静雯：您刚入职时，文化遗产管理方向的办学条件、师资、招生情况如何？对比现在有哪些发展变化？

        吴铮争：当时，文化遗产管理方向是在考古学专业下统一招生，入学后学生自愿选择方向。2012年，专业以“文物与博物馆学”独立招生；2014年，文化遗产管理系正式成立。为全力支持新系建设，时任院长陈洪海老师，以及王建新老师、徐卫民老师等都加入到文化遗产管理系，充实了教学与科研力量。此后，根据专业发展需要，陆续引进了城市规划、旅游管理、博物馆学等多元学科背景的师资，逐步组建了现在知识结构合理、交叉融合特征鲜明的教师队伍。

        杨清雅、韩静雯：您还记得在校讲授的第一堂课吗？当时教学条件、学生状态、您的备课心境是怎样的？

        吴铮争：我刚入职便迎来了第一届文化遗产管理方向的学生，当时国内没有成熟的文化遗产管理教材，课堂上，我们一起研读国际宪章与行业文件，讨论遗产保护案例。课下，一起开展田野实践。当年教学硬件条件普通，没有专门实习基地，但师生亦师亦友，怀揣对文化遗产事业的热爱，共同探索学习成长。如今，第一届学生朱伟、黄雨、张涛等等，他们深耕文化遗产全行业链，早已成为行业中的中坚力量。

        时代变迁深刻影响了学生群体的面貌。十几年前，社会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度尚低，学生放假回家，亲友常对这个专业不了解，需要反复解释；如今博物馆热持续升温，绝大多数学生或因家庭熏陶、或因自发热爱而主动报考，入学前便已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学习方向和目标更为清晰。相应地，教学重心转向更有针对性的引导，结合学生的学术兴趣，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细分研究方向。

        杨清雅、韩静雯：从教以来，有没有让您至今难忘的田野实习、课堂相关经历？

        吴铮争：印象最深的，还是早期带学生实习的经历。那时没有固定的实习基地，实习内容主要是我们的保护规划项目调查。每年开展实习的时候，正好赶上西安的高温季。我记得唐十八陵调研的时候，恰逢高温橙色预警，我们备着藿香正气水，一边防暑，一边爬陵山，亲眼看到保护面临的现实矛盾，这比课堂上学习更直接。还有陕北明长城调研的时候，每天奔波在黄土沟壑之间，还是挺艰辛的，但当找到保存完整的明长城段落时，所有人都非常激动。现场我们会评估遗产真实性、完整性和延续性。所以，虽然当时田野条件艰苦，但是收获很大，也是最难忘的经历。

        杨清雅、韩静雯：您主持城子崖遗址、米脂古城等多项保护规划项目，过程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故事？一线项目实践对您的教学、研究带来了哪些影响？

        吴铮争：城子崖遗址保护规划，是我入职后参与的首个大遗址保护规划项目，全程由王建新老师指导。项目周期紧张，白天实地调研，晚上王老师熬夜带着我们整理汇报内容，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感动的。规划文本的打磨更是做到极致，大家在规划中心会议室里把文稿投屏，逐字逐句过、一句话一句话推敲。王老师这种严谨执着的治学态度，影响了很多老师，也包括我们的研究生。

        这段经历也让我深刻体会到，规划项目本身就是推动教学与学术研究的重要载体。通过实地调研，我们更清晰文化遗产走向公众所面临的瓶颈，也直面文化遗产保护与土地、民生、区域发展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这些问题成为我们研究的切入点，让我们的研究能切实破解问题，真正服务于行业、服务于人民。与此同时，让教学内容也接了地气，有了清晰的问题导向和目标意识，保护理念有了具体案例的支撑，理论得以在解决问题中不断验证与深化。

        杨清雅、韩静雯：请谈谈学院在文化遗产研究方面有哪些特色？

        吴铮争：在学科建设上，学院始终紧密围绕国家战略需求，秉持开放包容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研究边界。一方面，学院立足周秦汉唐、丝路考古等传统优势方向，持续深耕；另一方面，积极回应时代命题，将研究视野延伸至革命文物等领域，研究对象从史前一直延展到近现代。同时，关注文旅融合发展趋势，率先开展文物主题游径研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同步推进。刘军民、刘卫红、周剑虹、张博等老师在文物系统性保护、遗产价值阐释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学术成果，不断夯实对文化遗产学科和行业的贡献。

        杨清雅、韩静雯：您认为西大文化遗产学院一脉相承、代代延续的治学精神与院风是什么？

        吴铮争：学院师生最核心的特质是有情怀、有理想并执着追求，比较纯粹，教师潜心治学，对待学生倾囊相授。

        杨清雅、韩静雯：站在考古学科成立70周年的节点，您对在校学子有哪些建议？对学院未来发展有怎样的期许？

        吴铮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于治学而言，要广泛研读学术经典，；于人生而言，要多走出去，丰富人生体验，涵养开阔的胸怀。

        我坚信，西大考古人会持续努力，未来一定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