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适逢西北大学考古学科成立七十周年。七秩春秋，薪火赓续，一代代西大考古人深耕田野，潜心治学，共同铸就了学科深厚的底蕴与独特的气质。为留存这份珍贵记忆，本公众号特开辟“西大考古口述史”系列专栏，将陆续刊发对学科前辈的专访文稿。这些来自亲历者的亲口讲述，既是西大考古七十年风雨兼程的生动见证，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的珍贵缩影。谨以此系列回溯学科来路，致敬前辈风骨，启迪后学新人，共贺七十华诞。

        本期推出赵丛苍老师的专访。采访时间为2026年4月12日，联络人为任萌老师，采访人为研究生陈一飞、何鑫。

        访谈人介绍:

        赵丛苍，1952年农历8月生。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考古学系教授（二级），博士生导师，陕西省教学名师。1977年6月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在凤翔县文化馆和县博物馆工作（1979年底之前一直被借调在西北大学工作），主要从事考古与文物研究，兼管书法等群众文化业务。曾负责博物馆工作并任陕西省文管会雍城考古队副队长。1985年被文化部授予“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先进个人”；1988年被宝鸡市政府授予“宝鸡市劳动模范”，是中共凤翔县委“县委管理十八名优秀知识分子”之一。作为首届书法学会执行会长，主持凤翔书法工作10余年。1990年6月西北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2023年荣休。主要从事考古学、文物学、文化遗产学等方面教学与研究，出版《城固宝山》《科技考古学概论》《两周考古》《军事考古学》《丝绸之路学》等16部学术著作，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多次赴日本、欧洲、美国以及南亚、中亚诸国进行学术访问、交流。曾任全国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黄帝书画研究院院长等。至今担任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西北大学教学督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

赵丛苍老师1985年获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先进个人

        访谈内容：

        陈一飞、何鑫：赵老师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尤其是您在荣休之后，仍在废寝忘食地进行科研工作。我们很好奇您当年为什么选择考古？又为什么选择以夏商周考古方向开始自己的考古生涯？

        赵丛苍：我是1974年参加的大学招生考试。那时候和现在的情况大有不同，资料都是纸质版的，因为还没有互联网，报考流程从头到尾一直是面对面进行。那年我能选择的专业有历史、中文、美术、医学，还有考古。师范类无心选，那个年代教师职业不被看重。理工科专业我不能报，因为不擅长。总觉得一个人的智慧与专长大凡是与生俱来的。我从小对眼目所及的字画之美反应敏感，语文、历史课程学习自是轻松，而理工科确不带天分，医学也没多少底气。

        我的考试入口是美术，考的成绩不错，但那年招生院校之一的西安美院，名额在师范系，就不情愿么。同样来招生的西北大学有指标，考古专业招1名。可那是个冷门儿，记忆中只有纪录片山顶洞遗址发掘那点信息，有神秘感却不吸引人，而其属文科且非师范类则成为优选因素，心想就这吧。后来就有了七八位招生老师甚至以石头剪子布裁决而端端西大就赢得我的结果。这个过程前几年有采访谈及较细。

        陈一飞、何鑫：您刚才提到您最喜欢的其实是画画和书法为代表的艺术学，那请问您上大学之后是怎样慢慢接受考古的呢？

        赵丛苍：说到底就是专业魅力的辐射难以抵挡吧。刚入学时处于一种懵懂状态。起初对考古课听着感到生涩。不过正如我后来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名言：“一个人对自己专业道路的选择，实际上不少是属于学术俘虏使然。”听得多看得多做得多了，以至于无法挣脱而向专业投降、接受征服成为俘虏。我就属于此。加上本身所具备的与考古相关的潜在特长，也支持着我对这个专业更得心应手。例如摄影，我不用看什么相关的书籍资料，便能随性设置好拍摄角度与适宜的光线。不假思索的处理技巧，正好是教案中所讲的。绘图也是，能把那些静止的遗迹和粗糙的石器、陶器等，画得让它鲜活跳跃。所以进入就很快，越学越喜欢不可自拔。直到上了年岁，每年若不到野外的考古工地去个几次甚至住上一段时间，就觉得好像这一年之中缺了什么。

西北大学1977届考古班毕业合影（第四排右三为赵丛苍）

        陈一飞、何鑫：您刚进入西大求学的时候，我们的考古学科是什么样子？与现在的差距有多大？

        赵丛苍：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支撑高校这些学科发展的条件较有限，教学设施显得简陋。那个时候考古专业才恢复办学，学科规模不大，每两年才招一级学生。我们上学的时候，历史系在今天“太白校区”二号教学楼的二层，位于西北角那块，系办、总支办等，只是占了几间房子，就靠这么几个办公室来维持历史系的日常运转。我们上课基本上是在4楼，教室南面是个面积不算小的露台，也就是现今挂生命科学院院牌即二号教学楼西南角那个门的顶上，很容易瞅得见的那个露台，我们课间就在那里谈笑戏闹、伸胳膊伸腿活动。至今想得起的还有考古教研室，那个是在四楼中段的一间屋子，说不上大也算不上小，几张桌子落有明显的灰尘，下午西晒，尤其是夏天，炎热难耐。我因为毕业后在学校还工作了两年多，常去教研室，印象很深。教学科研设备就更少了，比如照相机就只有一两部，其中一部为双反海鸥。不多的那些设备，包括考古文物标本，是堆放在本座楼的地下室部分地块。

        那时候，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人数都很少。因为文革的时候教师下放去了基层，后来结束下放教师陆续归校，连同原有和陆续留校的青年教师，整个专业的老师就10来号人。学生也不多，虽然后面连年招生，但每届的人数都较少，像钱耀鹏老师他们班（1981级），一班就10个人。

        还有就是教学手段方面。很多时候都是老师在黑板上画图，但是当堂画图很费时间。后来有的老师就提前先画在硬板纸上，去上课时腋下夹一卷图，到课堂直接挂在黑板旁边。上世纪90年代初，我带夏商周考古等课程后，尝试用幻灯片教学，还因此获得了教学成果奖。现在看来，那算得了什么呀，但在当时，那可是相当超前的先进手段。我用的幻灯机是法国产，当时来说算是高档货了，可买回来几年基本没人用过，机子很大很沉。那时我住在西大新村，每次去上课时，双手轮换提着沉重的硕大方体走出新村院子过马路。上课主要在号楼和7号楼，学生们总会早早在学校西门口等我，兴高采烈地帮我把机子提到教室，兴高采烈地听讲。那种场景煞是动人，至今回想起来还是幸福感满满。

        当时的科研状况可说是不尽人意吧，能见成果有简报和研究论文，数量很少，学界对我们的评价就是田野和科研都显弱。尤其是考古发掘报告，基本没有出版过。这也成为我校申请考古学博士点的一大阻力。

        那个时候的条件和现在完全没法比。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初，随着三峡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实现了一次飞跃。无论是发掘理念，还是工作条件都有突破性的进步。比如当时的考古发掘是引入了工程项目的做法，设置有负责监督工程质量的“监理”，成为考古发掘过程中的必要程序，这在以往考古发掘中从未有过。设备方面，开始应用电子设备辅助考古工作，采用软盘进而使用硬盘存储考古资料；虽然当时胶片相机仍占多数，但数码相机亦同时使用。得益于三峡考古项目，我们西大考古的大部分电子设备在这一时期完成配备，基本实现了电子化办公。另外，这一时期国内的考古学发展、考古质量与体量的要求，还有信息化的要求等方面都不断发生着新变化。西大考古也紧跟时代脚步，阔步向前。

        大约也是这期间，作为我们考古学科的文保专业也是经历了聚力与跃进的过程。文保专业成立于1989年，1990年首次招生，属于专科，1992年招了第二届专科生，1993年起，开始招本科生。可这几年的招生，没上到国家颁布的招生目录。1992、1993两年间，学院（文博学院）指派我数次去北京，意在做工作将我们文物保护技术专业列入计划外目录，我往来于教育部与国家文物局之间作对接协调，终于在1994年被顺利列入。之后的发展，大家就基本上知道了。

        2010年开始，西大考古的学科发展速度愈发加快。无论是学校还是学院的历任领导，对考古学科的发展都很重视。短短的16年间，我们的师资队伍从原来的小几十人发展到现在的上百人。

        还有学术层面的发展，与过去相比改观巨大。项目、论文、考古报告、学术专著等成果呈现井喷式增长。教师队伍规模扩大后，团队整体科研能力显著增强；学生数量较以往翻了好几倍，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体量也在持续扩大。当然社会发展也促进了人才们知识储备以及工作能力的提高。从考古调查到考古发掘再到最后的整理，电子设备全程参与，给研究插上了强劲的翅膀。我们的视野不断拓宽，考古地域不局限于西北地区和中国境内，而是要走向世界。教师和学生参与各种国内外论坛，学术交流发声不断，发展与变化简直天翻地覆。

        提炼几句就是：我们西大考古学科在各方面都发生着巨大转变与进步，条件、技术、设施持续完善，人才培养规模与质量同步提升，科研实力显著增强，学科体系建设也日趋成熟，整体发展态势越来越好。

赵丛苍教授2006年在万州余家河遗址（三峡文物保护项目）指导研究生考古发掘

赵丛苍教授（左一）2024年在长武谢家河遗址指导考古发掘

        陈一飞、何鑫：正如您所说，西大考古从上个世纪发展至今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离不开一代代考古人的努力，在此期间您也倾注了不少心血，请问最让您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

        赵丛苍：难忘的事情还是有不少，就说《城固宝山》考古报告的编写吧。2002年的上半年，有次院内大会，学科发展专题，主管科研的朱恪孝副校长出席了会议，会上站在发言席的朱校长直接喊话我：“赵老师，你今年把宝山遗址发掘写个报告出来，我们明年争取把考古博士点拿下来。”朱校长说的也是，我们西大申报博士点几次拿不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专家觉得我们连一本考古报告都没有。能在大会上直接点将，可见他心情的急切。闪念中我想到朱校长对我们考古那么重视，就不忍心让他失望，因此不假思索地就答应了。可这不是个简单事，考古报告编写那个耗时耗力，业内谁都知道的，一部考古报告，少则几年，甚至十年二十年，也不是少见的事。而且那个时候工作基本靠手工。同事王老师当时就很担心地对我说：“这你都敢答应呐，只有7个月时间了，你咋能把它给弄出来？”并且那个时候宝山遗址还在发掘中，我说：“已经答应了。”是啊，爱面子和敢于冲锋陷阵是需要决心与底气垫底的。表了这个态后，我就背着宝山既有发掘资料，躲往三百里之外的凤翔雍城考古队驻地，开始闭关，专事《宝山》。

        我大半时间都在通宵达旦地工作，有时晚上合眼迷糊一下，清醒后又接着干。虽然在房子里边支了一个小床，但上面都放满了装着资料和图纸的纸袋那些。靠近门口有意放置一个1.2米长的沙发，实在困了就在那个沙发上躺一会，沙发不够我身体长度，就在适当处搁一小木凳用以伸腿垫脚，解一时之乏。要是睡在床上，躺得舒服不定就躺得时间多了，那可不敢。还有个原因是坐沙发上方便工作。自小养成的习惯，小时候没有写字桌，常趴在炕上或把本子铺大腿上写作业，所以到现在仍不习惯正襟危坐在办公桌前写字打电脑。这一米二沙发，躺下去闭目，坐起来工作，却也满足。

        当时有个毕业的研究生，远道而来说是听说老师工作量大很辛苦所以来帮忙。来的第一天，晚上不到10点他就开始打瞌睡，我就把床上资料腾出来让他睡觉去，我工作继续。第二天晚上差不多9点他困得头往桌上磕，算了去睡吧。凌晨3、4点我困不得了沙发迷会儿的工夫，睁开眼床上学生不见了！打好几个电话提示关机，我还给紧张了，生怕学生出事心悬了好几天，后来有个与这学生联系着的同学电话告诉我：“我同学当天晚上连夜就跑了，他说他要再待一天就会累死。”哈呀那我已死了多少次呐。

        日复一日，常态通宵达旦，喝了六箱酒、抽了一箱烟，最终用时8个月完成了《城固宝山》的编写，比计划还是超了一个月。可无论是遗迹还是器物的照片与插图，几乎全是我一件件拍照和绘制完成的，单枪匹马啊。稿子交给编辑的那一刻，我长舒一口气！有个问题就是为赶出版社时间，后期实在来不及有二三十件器物给个绘图技师让帮忙画了，但画出的效果类似“制式”产品而与宝山风格大相径庭，但时间已不允许我重新绘制，每每看见那些个印在报告中陶器上的“制式”绳纹就心头忒哽忒哽，成为我今辈子的学术大憾之一。

        但它的作用是发挥到了，宝山报告2002年出版，接着博士点再申报送材料该报告在其中，几位话语大佬看到我们的考古报告后大加赞扬，2003年考古博士学位授权点顺利拿到。当然，送去的考古报告不止《城固宝山》一本，但宝山报告以博士点申报为因，以博士点拿下为果，朱校长在大会点明那就是因，它都正在发掘着。那个因，客观上对我有沉重的压力，报告出来博士点拿不上可能存在诸多原由，报告出不来我责难逃，所以报告必须出来，而这个果使我如释重负。

觉得自己还是很爱面子、极顾大局的那种。就是咱们考古学科好比一架马车，为了它滚滚向前，紧急情况下哪怕马挣死，车可不能停。这就是我，没夸张。

赵丛苍老师2002年在宝山遗址发掘现场绘图

        陈一飞、何鑫：您编写的《科技考古学概论》一书是我们日常学习所用的一部必读教材。在此之前，您的大量精力主要集中于田野考古方面。想要编写一部科技考古的教材，难度肯定是非常大的。您当初为什么突然想要做一件这样的工作？

        赵丛苍：学术无界限，视野很重要，瞄准学科前沿就是。常有人会说：“赵老师眼光总会超前现实二三十年。”当时就是觉得科技手段用于考古研究是个趋势，会越来越有大的发展。我在这本书里还说到了：某种意义上，科技考古就是考古学发展的未来。

        有个背景，就是1990年前后，我筹划主编一套考古学系列丛书，起初设计有10本，其中包括石窟寺考古、美术考古、科技考古等等，就类似于后来国家文物局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说明我当时已对科技考古有了不浅的思考。90年代初就已完成该书的框架和初稿。当时出版社考虑方便宣传和销售效益就坚持10本书一批推出，但书稿写作难度大进度不一。科技考古学算完成的几部书稿之一，我和作者之一的郭艳利就用这个讲稿给学生讲课当讲义，一直到了2001年，教育部启动国家级的系列规划教材计划，让各高校教师申报。当时咱们文博学院院长陈峰老师找我，让将科技考古学进行申报。我当时还是有一定顾虑，因为科技考古关键是这个“学”字，在考古界尚未有多少人认可，最初的设计是丛书中一本专著，而教材得谨慎。但陈院长的热情还是很鼓舞人，我也是顶着很大的思想压力，以“科技考古学概论”为题作了申报。

        这个“学”字我的考虑主要有三点：一是从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的角度看，科技考古经过长期的积累与发展，已形成一定独特的方法体系，而且发展前景十分看好。如果没有“学”的定位，相关研究就难以形成足够的体量，不足以反映其全貌。也不易明确学科边界——缺乏清晰的目标指引。其二，要是没有“学”，就难以聚合充足力量即学者群体。因为做科技考古研究的人员中，不少是其他专业领域的学者，比如物理、化学、生物等。他们将考古相关材料作为研究对象为其所用，却不是以考古为目标，而“科技考古学”的核心目标就是考古呐。其三，考古学要发展，就是要精细分化，靠什么来细化？不同的研究门类，视其发展前景而尽可能培育成长为一个分支学科。这些分支学科也就是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从现在来看，科技考古已经发展成了一个交叉学科。当然，其成长也是《科技考古学》的培育功不可没。

        与宝山报告相似，编写《科技考古学概论》的冲刺阶段持续了半年多时间，整个阶段我就住在咱们太白校区那时还是文博学院院办隔壁的一个小会议室里，用五把凳子拼一起当床，几本书当枕头。吃饭的时候，好多情况下都是让学生给我带过来。大家都说我一天能工作二十小时以上，确是常态。

        这本书也是制造了不少难忘。2005年我在西河滩遗址带队发掘，那段时间经常下雪，记得大雪封门的一天，从镇上邮局取回出版社寄来的校样作校对，我用了两个星期时间，白天去工地，晚上下工回来后校稿子。有几天连着基本上没睡觉，一下给累倒了，重感冒，很难受，几乎站不起来，天旋地转那种。稿子寄出去了还是不放心，又陆续检查了几遍，翻着翻着又发现了一些问题。追求完美可真害人，坐不住了啊。就立即给出版社打电话，编辑说：“我们都已经核红完毕，已下厂就要开印了，改不了了。”我转身就给印刷厂打电话，印刷厂长说：“因为总编已经签字，我们也没办法。要让我们停产是个很大的事，发行会少印一期，这个责任没人担得起。”我立马选择最捷途径到了北京，直奔印刷厂车间，见了厂长，厂长极为难：“你这个事我是当厂长以来遇到的第一次，也可能是我们出版社的第一次，核红之后还要修改。我看你这个书稿是无法改得了，改稿需要我们上级签字才可以。我们上级可是一位大人物，你能和他说得上话吗？即使能说得上你这要求好说出口吗？”我说：“我还真想去找找说，教材不比专著，会影响学生学术积累根基的我可不想留下半点儿惋惜。”厂长很钦佩我的认真和底气，给了我他们社里领导的联系方式。话虽这样说可我还是有点忐忑，因为都要印刷了提出要修改，确显过分呢。但想到书质量对读者与作者当然也包括出版社声誉的影响，最终打消犹豫给社领导拨通电话说了我的诉求：“这本书不仅是一门新的学科成果也是面向学生的教材，责任很大，我想把它改一下。”领导也说这是他头次遇到，听着也是为难，但思考后最终同意了我作修改的请求。而修改就意味着暂停印刷，印刷厂的工作计划也因此要进行相应调整，一系列麻烦，当然社里经济效益也会产生相应损失。我虽然对此羞愧难当，但更多的还是安心了——主要是对学生学习的影响，解脱了担忧。接着急速组织人员，就坐到印刷厂车间，连续一个星期多时间又把校样重新核准一遍，连同我发现的问题都改了过来，心情舒坦。

        过了半年，推后一个期次的《科技考古学概论》印出来了，需求火爆度甚是高昂。不少学生因为买不到书就只能去复印，以至于学校打印部的门口排成了队，场景感人。包括我家里人都遇见好几次，对我说：“学生们在打印店门口排队复印你的书，真那么受欢迎啊！”后来出版社就反复扩印、修订再版、不断增加发行量。当然它也支撑了我们2005年申报省级、国家级精品课程的成功，还有精品资源共享课等一系列的项目，都和这本教材有关。《科技考古学概论》真可谓教材中的经典。它使得“科技考古学”大范围的深入人心。

        还真是，其为科技考古的首本专题教材，有理论、有实践、体例完备，而内容质量过硬亦尤特别值得肯定。多少次脑海里触碰这方面话题，社领导那句“您感动了我”对于这本书质量的保证，分量有多么的重！

        王昌燧老师不止一次说一个搞文科的人居然编出了这样一本教材。其实我当时也没想到出版后的影响，申报的时候对那个“学”底气也不是很足啊，但成书过程中我确实做出了艰巨的努力，里头付出了很多很多心血。那种投入与艰辛还真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不过无论《城固宝山》《科技考古学概论》甚或其他，哪个也不轻松，都是“透支青春”熬出来的。

赵丛苍老师2003年在酒泉西河滩遗址指导学生画图

        陈一飞、何鑫：无论在您在基层单位还是在高校工作时期，您的论文专著成果特别丰富，大约有180多篇（部）。现在我们很多在读研究生都苦于学术写作，不仅论文难以成文，创新性也可能有所不足。想请教您，在学术研究与学术思维培养方面，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给学生？

        赵丛苍：首先是科研意识和恒心吧。就是要有那种科研冲动，同时具备决心和坚守。我算是喜欢科研的人，也许与性格有关吧。上大二的时候，就与班上俩同学一起酝酿并实施了一本书——《考古实用手册》的编写。那个时候计算机与各类电子工具还没普及，什么东西都要靠手动完成。事情做到一半我们班去了周原考古实习，未完的工作随身带着，白天在工地发掘，晚上就做《手册》的事。常常通宵达旦，强迫自己不睡觉。一直到毕业前夕终于做出来。装成文本时花钱打印的，打字机敲出文字那种，8开本，插图用硫酸纸晒的图，在打字时设计预留的空白处把剪好的图用胶水贴上去，硫酸纸晒出的图是连在大图纸上的，因为晒图是卷在一个具有较大宽度的轴滚上，使用时一剪刀一剪刀剪下来。记得装了有100本左右呢，很大的工作量，班上同学全上了手。那个过程很艰辛且困难重重，但最终还是做成了，恒心和坚持的结果。那个过程也给自己留下了长久的纪念，就是每天只睡两三小时，几十年不变。

        我大学毕业时，本来要被留校任教，但因为我生父“政治问题”的影响，不得不把关系转回原籍，虽然在学校工作几年但那算借调。不过我坚信是金子哪都能发光。在凤翔博物馆工作期间，除了每天得完成单位的日常工作如文物征集、保管与展出，野外文物抢救性保护，还兼任雍城考古队考古发掘等工作。另还有经常性的工作总结以及给领导写讲话稿，常常顾不得吃饭和睡觉。但即使这样的情况下，也没有放松文物考古科研，而研究工作都是利用下班时间和晚上进行的。见缝插针，科研成了骨子里的东西。

        再就是重视基础资料积累，夯实研究基础。一方面是日常有意或无意的知识沉淀，“有意”主要凭看书学习，“无意”就是偶然所得；另一方面，在研究过程中常会遇到诸多难以解答的问题，此时针对性学习的内容往往印象深刻，毕竟全神贯注时更容易激发灵感、急中生智。我常把知识积累比作米缸里的米，若米缸充盈，到用时就会信手拈来。轻松地思考和解决问题,即使遇到瓶颈，也只需针对性补充即可。前面说到的《考古实用手册》编写，那就是个研究过程，整个编写过程里，急用先学看了很多资料，思考了很多问题，就是那个过程中，我积累了自己的“米缸之米”。

        还有那就是勤于思考，大胆创新。既要沉下心深耕材料、追问问题，也要敢于和善于创新。敢于，是打破思维定式，不畏惧提出新视角；善于，则意味着立足实证、尊重史料与遗存，不做天马行空的空想。明确创新不是一味标新立异，而是在扎实积累之上另辟蹊径，勤思善创，勇于突破，让学术产生真正有价值的见解。三十多年前的1990年代初那段时间，我集中思考和酝酿出科技考古学、军事考古学以及丝绸之路学还有医学考古学诸考古学分支门类，轻重缓急分步推进，理解为开创，也是可以的。还举自己具体问题研究如关于塔里木地区羌人的讨论、“成山宫”地名移植说、“烧烤坑”发现以及“宝山文化”的提出及其文化性质推论等等，皆包含创新的初衷。

        强调两句话：“要赶快做”“重在写第一个字”。第一句“要赶快做”源于鲁迅先生说教，第二句为我之语。都是我经常提起的，因为感受太深。办公室墙上也贴着这样的书法横框，用于自勉和激励学生们。要说明的是，无论写研究文章还是学位论文，步骤大致也就三层：一是凝题立意（聚焦研究对象，提炼核心问题）；二是研思打磨（梳理材料，反复推演论证逻辑）；三就落笔成文了，将成熟的思考转化为系统文本。前两步就绪后接下来绝不可拖延，哪怕只是在纸上写出或电脑上敲出第一个字，也意味着你已迈步行进。如果始终没有这个下笔的动作，你可能永远停留在一张白纸上。因此“重在写第一个字”很是要紧。

        顺便提及，就是当你的思考与观点基本考虑成熟能够自圆其说时，就应该把它写出来并及时发布，而不只停留在口头上的说与讲。尤其年轻人，要有写的意识。莫太多顾虑，即使说的不对被批判也不打紧，学术研究就是在不断检讨与批评中进步的，而年轻人最易被原谅和鼓励，再说你不一定就说的不对呀。要有那股子冲劲，随着年龄增大可能会畏手畏脚，年青即机遇，当抓住。

        借此机会祝各位同学科研顺遂，学有所成，不负耕耘！

赵丛苍教授（中）2019年在马腾空考古工地为博、硕士研究生讲授考古类型学

        陈一飞、何鑫：感谢老师的悉心解答与真诚分享，我们收获良多，尤其是您刻苦钻研，潜心学术的精神令我们十分钦佩。本次采访到此结束，谨向您致以诚挚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