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适逢西北大学考古学科成立七十周年。七秩春秋，薪火赓续，一代代西大考古人深耕田野，潜心治学，共同铸就了学科深厚的底蕴与独特的气质。为留存这份珍贵记忆，本公众号特开辟“西大考古口述史”系列专栏，将陆续刊发对学科前辈的专访文稿。这些来自亲历者的亲口讲述，既是西大考古七十年风雨兼程的生动见证，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的珍贵缩影。谨以此系列回溯学科来路，致敬前辈风骨，启迪后学新人，共贺七十华诞。

        本期推出郭晓涛老师的专访。采访时间为2026年8月21日，联络人为任萌老师，采访人为研究生陈一飞。

         访谈人介绍:

        郭晓涛，1974年4月出生于陕西西安，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1999年毕业于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现为洛阳汉魏城队副队长，副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三国隋唐考古专委会委员、建筑考古专委会委员、宗教考古专委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有魏晋南北朝考古，包括城市布局、道路和水利系统、建筑材料制作工艺、出土文献等多方面。主持或参与发掘遗址有：甘肃武威蒙元时期白塔寺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澳门圣保禄经学院遗址、青海都兰热水墓地遗址等。参与编写并出版田野考古发掘报告1部，综合研究资料集2部，第一署名论文20余篇，分别发表在《考古》《考古与文物》《四川文物》等期刊上。

        访谈内容：

        陈一飞：郭老师您好，冒昧打扰，十分感谢您对此次活动的支持。长久以来拜读您的相关考古成果，十分敬佩您深耕田野二十余年的坚守。了解到您1999年毕业于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想先向您请教：当初是什么契机让您选择考古专业，并且毕业后坚定选择扎根田野考古一线？

        郭晓涛：说实话，我的第一志愿并不是考古学专业。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对于文科生来说当时较为热门的专业是经济、金融、财会、国际贸易，还有法律等专业。当年报考志愿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爱好和感兴趣的专业。如果硬要说的话，我比较偏爱历史。但当时志愿填报也并非自己的一厢情愿。因为我是个复读生，觉得能上大学就已经不错了，就不太刻意纠结志愿和专业了。虽然我的高考成绩还不错，但距离第一志愿还有些差距，最后是服从调剂进了西大考古专业就读。

        当时记得刚拿到录取通知书，对考古这个专业知之甚少；还没进校的时候，一门心思想着要调剂专业。不过随着跟学院里这些老师的朝夕相处，我发现我被这个专业吸引住了。确切地讲，是被我们的老师们教书育人的态度所吸引。毫不夸张地说，每个老师我都能看到他们的闪光点。每个老师育人的态度，让我非常敬佩。事过多年，我记得我进了单位以后，我们的老所长白云翔先生跟我说立身治学不外乎三件事：做人、做事、做学问，首当其冲的就是做人。我回想起来，在大学期间，我从老师们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做人。我们专业的老师在立德树人方面是值得景仰的，老师们一直在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给我们做出榜样。这样的榜样，让我坚定地像老师们一样，选择考古专业作为我以后的研究方向。

        陈一飞：既然您刚刚谈到学院诸位老师对您的深远影响，求学期间有哪些老师令您印象尤为深刻？

        郭晓涛：回忆老师们的事情，说起来话就长了。我觉得每一位老师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考古专业的每一位老师都非常好，我真的是发自内心地觉得我们的老师非常好。

        比如最开始我们上的是考古学通论，我记得张宏彦老师讲旧石器时代考古部分时，板书写得非常工整，能看得出来他备课相当认真。我当时觉得，张老师上课时那种认真的态度，让我们这些原本不太认真听讲的人，都觉得不好意思不听张老师的课。

        再比如像王建新老师，王老师那会儿刚从日本奈良访学回来不久。王老师对人非常友善，整天脸上都笑呵呵的，当时给我们讲考古学概论。王老师的思维非常活跃，他上课的时候，从环境考古到新石器考古，再到秦汉考古，什么都讲，他还讲自己关于东北亚青铜短剑的研究。

        钱耀鹏老师上课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觉得钱老师非常严厉。因为他跟张宏彦老师很像，上课不讲别的，就是讲知识，课程也上得非常扎实。我们听到的都是干货。当然钱老师也会讲他在日本访学时学到的东西，以及他做的研究，他当时研究的是史前城市，也讲了他关于环壕的研究。

        赵丛苍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间不多，因为他那个时候也要去日本访学，我们学校很多老师都和日本考古界有交流，尤其是日本的橿原考古研究所。非常有幸，我在多年以后也去了橿原考古所交流，我听到橿原考古所的同行们对我们老师的评价都非常好。赵丛苍老师讲课非常有激情，尤其是他现在70多岁了，还是和当年一样有激情。

        周晓陆老师带的课非常多，当年的商周考古就是他带的。周老师讲课的方法非常写意，更多是一种启发学生思考的讲课方式。因为他研究的方向非常庞杂，所以他的选修课在当时也是最多的，有古代陶瓷考古、玺印学等。我印象最深的是商周考古考试的时候，我把卷子打开以后，发现他出的题是三道论述题任选两道，一道题50分。我当时第一次看到那样的卷子，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之前的卷子一般有名词解释、简答题等多种题型。这种开放型的试卷几乎都没见过，当时我就把能答的东西都往上写，答题答得特别过瘾，后来考试下来考了九十多分。

        张懋镕老师给我们上青铜器和古文字课。张老师讲课非常认真，他的字特别漂亮，我当年还模仿过张老师的字好长时间，不过后来半途而废了。张老师上课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是把自己的研究穿插到课程里面讲的。这也说明我们当年的老师都是一边教学，一边在认真做研究。我上张老师的课时，他给我们讲了西周方座簋的研究。后来我毕业后不久，进入《考古》编辑部以后，又编辑了张老师的这篇文章，感觉特别荣幸。

        陈洪海老师当时给我们上的是考古学史，他讲课不疾不徐，娓娓道来。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种从容不迫，实际上是因为他自身对这个领域非常了解，完全做到了游刃有余的程度。所以他当时特别喜欢启发大家，我记得他不定时会安排我们学生备课来讲。当时他让我去讲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我讲了半节课，他坐在下面点评，会指出哪里没有提及、哪里有问题。上课的时候，他也会讲到严文明先生的研究，还会讲到他发掘的宗日遗址的研究。

        冉万里老师跟我非常熟悉，我觉得冉老师跟我们班的感情非常深，因为后来是他带我们实习的。冉老师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对学生其实真的很好。我记得有一年上他的课，当时为了备考大学英语四级，我上课时在下面偷偷背英语单词，被冉老师劈头盖脸骂了一顿，不过当时我觉得确实活该被骂。冉老师给我们上课也算比较多，讲了隋唐考古的后段和宋元明考古，后来我还选修了他的石窟寺考古课。西大考古也算是国内较早开设石窟寺考古课程的院校之一。后来冉老师要去日本留学，走之前他跟我们在文博学院三楼的一间教室里面喝酒。我们把桌子拼起来，就着花生米、凉菜喝了一顿大酒，那天晚上把冉老师给喝倒了。

        我们那时候最年轻最帅的就是刘瑞俊老师了，他当时给我们带田野考古技术课，实习的时候也是刘老师手把手教我们。他对我们非常有耐心，从来不会发脾气，而且刘老师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实习时跟我们聊天，常常让我们备受启发。

        不管是上课的时候，还是后来实习，这些老师们在很大程度上让我重新塑造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我觉得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1998年6月于万县中坝子遗址发掘师生合影（前排右四为郭晓涛老师）

        陈一飞：回望本科时光，学习中最让您难忘的一段经历是什么？

        郭晓涛：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大三实习结束、大四回到学校后，王建新老师给我们新开设了一门考古学专题课。王老师每周都会邀请国内知名的考古学者来学校给我们上课，在此之前，这门课并不在西大考古的课程体系当中。我记得当时给我们上课的有安志敏先生，当然还有他的女儿安家瑶老师，还有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焦南峰老师、张建林老师、王炜林老师，以及当年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尹盛平老师，还有做耀州窑研究的禚振西先生等等。这门课后来非常火爆，甚至有很多系外的学生来旁听。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觉得非常幸福。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件事，对我的冲击也非常大。在我们实习之前，大概是1996年的时候，夏商周断代工程刚刚启动。当时有一个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汇报会，国内相关领域的学术大拿们集中在一起讨论，会议地点安排在文博学院二楼的阶梯教室，王建新老师要求我们学生都要去参会旁听。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徐良高老师还很年轻，他讲夏商周考古学断代标志的典型灰坑——沣西遗址H18；支持会议的是北京大学的李伯谦先生，主要参会的学者非常多，记得有做天文研究的刘次沅、张培瑜先生等等。这些顶级学者能够集中在我们西大考古的地方开会，对我们学生来说就是一场知识饕餮盛宴。我记得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考古学居然还能干这么多事情，真是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教我们古代汉语课的黄怀信老师在那个会场讲了自己对《逸周书》的研究，讲“利簋”，认为“岁在甲子”就是公元前1046年。因为会场有很多观点跟他不太一样的学者，他真的就像一个勇士在慷慨陈词，讲述着自己的研究。这件事给我的感受非常深刻，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考古学居然可以这么高端。

1998年郭晓涛老师和刘建安老师参观博物馆合影（左为郭晓涛，右为刘建安）

1999年郭晓涛老师和美国留学生高杰明合影

        陈一飞：郭老师，听完您当年徒步走访西汉帝陵的经历，非常有感触。我们了解到田野发掘周期长、环境艰苦，汉魏洛阳城更是多时期遗存叠压打破，地层情况复杂。想请问您，在长期发掘工作里，您和团队面临的主要困难有哪些？又是怎样坚持并寻找突破方向的？

        郭晓涛：我不太喜欢刻意夸大、渲染田野考古有多艰苦。早年的考古工地条件确实有限，我们当年在三峡工作时也是如此，但当时老师们都会尽力改善大家的生活。总的来说，田野工作苦乐相伴。所以我认为，到了当下，不必再把“艰苦朴素”作为传统，硬性传递给下一代。时代已经变了，现在考古工地的条件改善十分明显，至少西大的旬邑西头考古基地的条件就很不错嘛。我是觉得时代在发展，没有必要去坚守“吃苦”的理念，只要条件允许，就应当尽可能改善考古工作的配套环境。当然，田野地处乡村，客观条件依旧有限，但它能带来一份难得的安宁。我在工地的时候，到了夜里，小院十分安静，没有繁杂的社交，让人可以静下心做自己的研究，这也是田野独有的魅力。

        汉魏洛阳城确实是一处极其复杂的都城遗址，延续时代很长，遗存历经多次叠压、打破、沿用、改扩建，反复重建、废弃、再重建。几乎能想到的各类复杂遗迹现象，在这里都能见到。和许多偏远地区的遗址不同，这里既有砖铺地这类硬质遗存，也包含大量软质堆积，属于软硬遗存共存的城址，并且遗址在末期还遭受过毁灭性破坏。我们虽然依靠传世文献可以知晓这座城市沿用的漫长历史，但这座遗址依靠地层学究竟能够划分出多少期，仍需要我们逐层细致剥离。汉魏洛阳城这类都城遗址，遗迹体量十分宏大。比如发掘一段墙体、一处院落，如果一年只发掘一百平方米，可能连院落或者建筑的边界都未能揭露。单一年度的发掘工作，往往不足以得出清晰结论，需要将历年发掘资料整合比对、综合消化。研究视野也不能局限于单个探方。如果在此处发现一道墙体，还要去往两百米以外，沿着同一走向寻找墙体是否能够延伸过去。无论地层叠压关系，还是整体平面布局，这类大型城址的研究体量都十分庞大。发掘城址，远不像发掘墓葬那样相对简单。墓葬空间有限，对应的是个体或者一小群人；而都城遗址完全不同。汉魏洛阳城鼎盛时期范围可达上百平方公里，据记载北魏末年城内有四十万户，按一户五口保守估算，城内生活着至少两百万人，背后蕴藏的信息极为庞杂。我们也不可能对整座城市进行全面揭露发掘。

        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搭建起整座城市的时空与布局框架。在如此宏大的空间尺度之下，这套框架很难依靠一代人完成，往往需要数代学者接续耕耘。从196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驻汉魏洛阳城开展工作至今，已经六十余年，我们大致属于第四代研究团队。想要厘清这座都城的遗存全貌，注定需要漫长的时间、几代考古人接力推进，才能逐步把遗址蕴含的历史信息梳理、阐释清楚。面对这样一座巨型都城遗址，从业者本身就要建立长期深耕的心理预期。驱动我们持续开展工作的核心动力，正是这座遗址本身的体量与复杂性，要求我们沉下心持续研究。

        还有一点我想实话实说：我并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崇高。我之所以愿意长期坚持这项工作，首先是因为我别的事情并不擅长，做考古是我最得心应手的事。再者，我坦诚讲，二十多年驻守这片遗址，我也有过动摇。其间有两年，因为身体方面的原因，我回到西安休整了两年；后来我选择重返田野，家人也十分理解和支持我。

        另外正如我刚才谈到的，城市考古本就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由它自身属性决定的。都城遗址，可以说是从古至今最为复杂的人造“生命体”。能够参与汉魏洛阳城这样一处重要遗址的发掘研究，能够得到很多考古学界老先生的悉心指导，于我而言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长久扎根于此，与其说是我在坚持，不如说是这座遗址独有的魅力吸引着我。放眼全球，像汉魏洛阳城这样延续漫长、内涵厚重的大型都城遗址并不多见，此前已有诸多顶尖学者在此深耕。我不过是接过前辈传递下来的接力棒，做好分内工作，尽职尽责完成研究。能参与这项工作，本身就是一份荣幸。

2018年郭晓涛老师于汉魏洛阳城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陈一飞：想请教您，现在很多年轻人对考古专业充满好奇但也存在刻板印象，对于想要报考考古专业、深耕田野的青年学子，您有什么治学和从业的建议？

        郭晓涛：说到这里，正好联想到张光直先生《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这篇文章。只要谈及考古学的公众认知，刻板印象几乎无法回避。就拿我自己举例：当年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我简单地以为考古就等同于挖墓。受认知局限，包括我的父亲和家里长辈，不少人都觉得这算不上一个理想、体面的专业。而随着时代发展，全社会对考古的认知已经发生巨大转变。自上而下不断提升的重视程度，让考古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如今越来越多青年关注考古、有志投身这门学科，但新的认知偏差也随之产生。在面向青年做专业引导时，配套宣传思路同样需要更新。我的看法是：不必反复向考生强调考古工作如何艰苦，更应该向大众展示，如今考古工作站、考古实验室已经具备高度现代化、尖端化的科研条件。大众固有的印象，还停留在考古学人风餐露宿、青灯黄卷的画面里，但现代考古早已不是这般模样。依托科技赋能，新一代考古从业者不必全部都要扎根野外、常年奔波，实验室考古、各类科技考古技术早已成熟落地。当然，田野工作依旧是考古学不可动摇的基础，但如今田野考古的硬件保障、技术手段、后勤配套都有了非常大的改善。另外，考古学的发展方向十分多元，大量研究岗位走在科技前沿，吃苦从来不是考古的必要标签。例如付巧妹从事的古DNA研究，就是典型的前沿科技考古方向。所以面向报考学生开展科普宣传时，我们应当传递这样一种认知：考古学本身绝非“老古董”，我们研究的对象才是古代遗存。考古是一门持续拥抱前沿技术的学科，完全可以走在现代科学发展的前列，是时髦、先进的现代科学研究。

        张光直先生的文章里，已经给考古学后辈提出了诸多建议，我不必再重复这些内容。我更想谈谈，考古学究竟有着怎样独属于自己的魅力——尤其是考古专业训练，能够塑造出区别于其它学科的思维特质：一种特殊的思维敏感度，以及更开阔的想象空间。举个例子：假设我们面前摆放着一件杯子。如果是自然科学研究者，会聚焦器物本身，分析这件陶瓷杯子的材质、各项自然理化属性；从事艺术、美学研究的人，则会关注器物造型，讨论它的形制是否契合人类审美；经济学家看到它，会核算制作成本，评估它的流通价值与市场规模。但对考古学者而言，当我们在发掘现场出土这样一件杯子，需要思考的维度要丰富得多。材质当然也是我们考察的内容，但远非全部。我们首先会追问：这件器物是谁使用的？人类如何发现陶土的特性，又是如何逐步掌握制陶技艺，完整的生产流程与背后整套生产体系，又是如何依托人类社会搭建起来的？传世文献中是否留存相关记载？这类器物为何恰好出现于这一时代？它承载的文化特征，源自文化传播，还是本土创新？这一连串的问题的提出，要求的就是我们需要具备的是学界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也是考古工作者日复一日在田野践行的思维方式。在工地发掘时，面对一处遗迹，我们都会不断抛出问题：这是什么性质的遗存？具备何种功能？我们立足遗址现场，不断重构遗存曾经的使用场景，还原古人的生活世界。在我看来，这种思维训练，真正唤醒了我们多层次、关联性的思考能力，也是考古学区别于其它学科最核心的独特魅力，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

        除此之外，我还有一点想和大家分享。如今的年轻人大多很有个性，我的女儿也是如此。如果有年轻人问我，想要走上考古这条路应当注意什么，我的第一个建议是：守住自身的个性与锐气。我自己的求学成长之路相对中规中矩，过去习惯于老师讲授什么，我便接纳什么。这也导致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困在缺乏自主创新的困境之中，独立思考的能力成型得比较晚。这里我想向青年朋友们推荐项飙的《把自己作为方法》。人首先要建立完整的自我，找到专属于自己、与世界对话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大家能够更快建立自信，寻找到属于自己和考古学、和整个社会交流对话的独特路径。当然，保有锐气不等于自大，这点也要分清。

        最后一点我想强调：考古学本身是高度交叉、跨学科的专业，海量阅读必不可少。当下电子产品占据了大量时间，静下心读书仿佛成了一件奢侈的事。但阅读能够使人沉心定神，完成知识的积淀与内心的修行。考古工作随时可能遇见前所未见的遗存、全新的现象，倘若缺少充足的知识储备，面对未知便容易手足无措。只有积累足够丰厚，遇到新问题时，我们才能从容应对、游刃有余。

        总结下来，我想送给青年同行这三条建议：培育独属于考古学科的思维方式、守住个性与锐气、坚持广泛阅读积累。

        陈一飞：好的老师，今天的交流暂告一段落，很有幸能够聆听您一路走来的经历与思考。感谢您愿意敞开心扉，把珍贵的经验与感悟分享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