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适逢西北大学考古学科成立七十周年。七秩春秋,薪火赓续,一代代西大考古人深耕田野,潜心治学,共同铸就了学科深厚的底蕴与独特的气质。为留存这份珍贵记忆,本公众号特开辟“西大考古口述史”系列专栏,将陆续刊发对学科前辈的专访文稿。这些来自亲历者的亲口讲述,既是西大考古七十年风雨兼程的生动见证,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的珍贵缩影。谨以此系列回溯学科来路,致敬前辈风骨,启迪后学新人,共贺七十华诞。
本期推出吉笃学老师的专访。采访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联络人为任萌老师,采访人为研究生高登魁。
访谈人介绍:
吉笃学,陕西韩城人,先后毕业于西北大学考古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和兰州大学自然地理学专业,分别获得考古学学士、历史学硕士和理学博士学位,现任深圳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研究馆员,兼任中国考古学会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和陶瓷考古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文物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古迹保护协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新、旧石器考古、环境考古以及陶瓷考古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主持深圳大鹏所城等一系列遗址的考古发掘、调查勘探工作,长期致力于西汉至明清时期陶瓷遗存的系统研究,并推动北朝石刻资料的全面梳理,在《科学通报》《人类学学报》《文物》《第四纪研究》《Current Anthropology》《考古与文物》等重要期刊发表中英文论文30余篇。
访谈内容:
高登魁:吉老师您好,您当时出于什么机缘和考虑选择报考考古专业?
吉笃学:坦白讲,考古并非我高考志愿的首选,更像是一场命运的邂逅:不是我选择考古,而是考古选择了我。填报志愿时,我对考古几乎一无所知。读研期间,我曾向史翔老师问起当年将我调剂到考古专业的原因。他回答得简单直接:“我看你身高体格条件不错,适合做考古。”史老师这个看似不经意的决定,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也让我自此成为一名考古人。虽说考古并非我的第一志愿,但我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踏踏实实地开启了考古专业的学习。苏秉琦、夏鼐、徐旭生、张光直等前辈学者,逐渐成为我学习的榜样;俞伟超、严文明两位先生,则深刻塑造了我的考古研究方法。直到现在,我的案头依旧放着《考古学是什么》与《走向 21 世纪的考古学》这两本书。我们求学的那个年代,除了南京大学张之恒先生编写的《考古学通论》,体系完整的考古教材并不多。因此课余时间,我常常泡在图书馆的过刊阅览室,翻阅各类学术期刊。至今我仍记得,当我读到陈梦家先生《西周铜器断代》时内心的激动之情。直到现在,我依然保持着阅读期刊的习惯,新刊出来,我总会第一时间翻看。

●图为2506宿舍照,后排右一为吉笃学老师
高登魁:您就读于西北大学本科和硕士期间,考古实习经历对您后来选择环境考古作为研究方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吉笃学:我的本科考古实习在重庆万州中坝子遗址,研究生阶段则参与了商州东龙山遗址的发掘。两次田野实习极大锻炼了我的考古实操能力。尤其是在东龙山遗址,我居然在夏代墓葬上面发现了建筑!而中坝子遗址的实习,让我对环境考古建立起直观认知。我们发掘出古代的水田遗迹,一株株稻子印痕井然有序,保存完好,还发现有蜿蜒的犁沟,证明此地自古即为水田,延续至今。更触动我的是,张军负责的探方,在一层50~60厘米厚的红色黏土层下还发现一具完整的牛骸骨和牛圈等遗迹。据此推测,长江洪水暴发时,这头牛被困在牛圈,最终被洪水掩没。这一发现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人类在天灾面前的脆弱,也意识到自然环境是考古研究不可忽视的维度。该探方海拔高出现今长江水面60~70米,这段经历,成为我从事环境考古研究的开端。
硕士毕业之际,我面临两个读博机会。其一为北京大学,当年报考的老师已有4~5个人报考,但都是女生,他有意招收一名男生,但北大的笔试时间安排在3月。其二是兰州大学,陈发虎老师让社科院考古所的袁靖老师帮忙推荐一名学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学生到兰州大学念环境考古,考试安排在4月。当我知道这个消息时已近2月底,备考北大感觉时间十分紧迫。权衡之后,我遵从自己的内心报考了兰州大学。
这其中有一段插曲:我在备考时也面临找工作的问题。当时社科院考古所赴西北大学招聘,我和王宏一起去西安研究室参加面试,两人均通过了考核。但社科院考古所要求我必须在考博与入职之间明确做出取舍。没有办法,我决然放弃了社科院考古所,全身心投入考博,那个时候,真有点背水一战的感觉。

参与中坝子实习发掘合影,后排左二为吉笃学老师
高登魁:在西大读书时,哪位老师或者哪一门课程对您跨学科转向环境考古启发最大?
吉笃学:国内环境考古作为学科起步较晚,但国内考古学者很早就有环境考古的意识。早年石兴邦先生发掘半坡遗址的时候,就开始意识到孢粉恢复环境的作用了。我猜想,这可能对张宏彦老师影响很大,所以张老师一直很关注古环境变迁。上课时常讲到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他还曾和地质系的薛祥煦老师合作,共同开展陕南旧石器和古环境的研究。他的论文《渭水流域旧石器时代的古环境与古文化》,还有后来编撰的《史前环境考古》一书,都是对环境考古的系统性阐释,这些都直接影响了我。
另外,王建新老师上课时也经常提到环境考古,他在讲课中经常提到班村模式开启了中国考古学的新时代。当年(20世纪90年代)俞伟超先生联合来自地质学、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方向的多家单位的40余位中外学者在班村开展了综合考古研究,可以说是中国环境考古的一次重要实践。我印象中最深的是班村的裴李岗文化层中发现了紫苏这种植物。现在我们知道紫苏炒黄瓜,但那个时候我没有接触过紫苏,后来才知道它是一种可以帮助消化的植物,我没有想到7000多年前的人类就开始利用这类植物。这也让我意识到,考古遗址中的植物不单单指示环境变化,它更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

吉老师在太白校区紫藤园走廊前
高登魁:您早年在西北开展旧石器、环境考古田野工作,之后南下深圳主持大鹏所城这类明清海防遗址考古,从北方史前考古转向南方历史时期考古,田野工作的思路有哪些异同?
吉笃学:从个人研究经历来看,我的研究领域历经旧石器、新石器时代和历史时期考古,由环境考古拓展至陶瓷考古。依我的体会,旧石器考古与古地质、古生物、测年等自然科学深度融合,是环境考古的理想时段;新石器至商周阶段,人类改造环境的能力显著提升,环境考古需甄别人类活动干扰,审慎评估各类技术的适用边界;历史时期考古则更多借助文献考证。
我完整经历过这几个研究时段,愈发认为考古学方法是根本。我常将其比作炒菜:不同时段的考古材料只是配菜不同,炒菜的方法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无论哪个时段都用得是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在当下的陶瓷考古研究中,不少研究并未恪守考古学的分析思路,经验性推断过多,部分讨论有些玄妙。这也为我留下了研究空间:我凭借考古学方法,陆续厘清了葡萄牙早期来华登陆地点、洪武官窑、北朝辟非定名、清凉寺汝窑以及官钧瓷器年代等多项看似基础却又十分重大的学术难题。
高登魁:您耗费多年搭建古代陶瓷数据库,依托大量纪年墓出土器物开展瓷器断代,这项研究最初的工作设想是如何形成的,在整理资料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吉笃学:赴深圳之前,本科阶段我虽修过周晓陆老师的古陶瓷课程,但研究重心更多放在新、旧石器时代考古。到深圳后,我被安排参与大鹏所城的发掘工作 —— 这也是当时深圳唯一的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接手这项任务时,我一下子陷入窘境:青花瓷器对我而言十分陌生。
为解决考古发掘过程中的青花瓷器断代难题,我认真学习了几本青花瓷器的专著。但比对后发现,书中建立的年代序列,和我考古实地发掘中获取的出土资料并不吻合,尤其《朱明遗萃》一书,我感觉存在系统性偏差。于是我决定搭建属于自己的数据库,尝试建立一套青花瓷断代标准。这项工作一做便是五年,我先初步完成了元明清时期的资料梳理。随后,我很快意识到自己对宋辽金时期的陶瓷尚不熟悉,便又花了三四年时间继续整理;待这部分完成后,我又发现自己对汉唐时期的陶瓷仍有知识盲区,遂又继续向前追溯。就这样一晃十五六年。截至目前,我整理的纪年墓已达2976座。
资料整理工作本身十分枯燥,扫描、截图、修图、命名,都是日复一日的基础工作。一般一张图片至少需要处理3~4次,因为每次手上资料的清晰度不同,整理之初主要考虑资料的有无问题,后来随着资料的增加,则更多考虑的是图片的清晰度等问题。说实话,整理资料的困难尚且有限,但每当面对巨厚的考古报告或一大本纪年瓷图录,心底总会涌上一股无形的压力:单册报告或图录往往收录数百件器物,全面梳理至少要耗费两三个月时间。
真正困难的,是在无数次想要放弃时那一丝的坚持。研究途中,妥协、退缩、甚至放弃的念头时常浮现。为此我定下一条规矩:简报类资料坚持当日处理完毕,绝不拖延。唯有如此,我才能不断清零,也才能长期坚持下去;一旦给自己找一次借口,后续就会不断地妥协。如果不断有资料堆积着等着去处理,慢慢地你就可能看不到完成的希望,人就容易顺势放弃,整个资料整理工作也就会半途而废了。可每当在资料整理中发现重要的学术线索,所有焦灼的辛劳、熬夜的疲惫以及内心的烦闷,都会瞬间地烟消云散。

2017.6.23拍摄于陕西考古研究院陈列室
高登魁:从一线考古领队,到担任深圳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管理岗位,兼顾田野发掘、学术研究与文化遗产保护业务,您是如何平衡科研与行政工作的?
吉笃学:自从担任管理岗位以来,研究的时间就少了很多。首先,好身体是第一位的。我个人精力比较旺盛,中午从来不午休,晚上通常工作到十一二点是稀松平常的事,有时甚至熬夜到凌晨。早上六七点,洗漱完毕就能立刻投入新的工作。其次,要学会做好时间切割,白天行政事务繁杂、突发性任务多,我就利用空闲的时间主要干一些不需要太多思考的事,比如截图,修图,命名之类的事情。你看我经常随身背着电脑,以便随时开展工作。而晚上或者凌晨我一般是阅读和思考的时间,尤其是早上,我一醒来就起床,有时凌晨四点半,有时是早上六点,我都会趁着早上头脑清醒进行学术思考,研读论文或撰写文章。我觉得只有做好时间分配,才能在承担行政职责的同时,不中断自己长期坚持的研究工作。
高登魁:回顾您的学术道路,从西北大学考古学子,到环境考古研究者,再到南方城市遗产保护工作者,您认为几十年考古行业发生了哪些最深刻的变迁?
吉笃学:自我毕业以来,考古学科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早年我们以基础考古研究为主,工作重心集中在某一地域考古学文化谱系构建与陶器分型分式及分期研究。随着环境考古理念的引入,考古学界逐步开展孢粉、植硅石、淀粉粒、植物大化石、动物骨骼等分析,恢复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的稻作农业,探讨古人的食物结构与营养水平。但在这一时期,考古研究与环境研究常常相互割裂,存在“两张皮”的问题。
近年间,考古与科技的融合进程显著加快。古DNA、古蛋白等技术揭示考古遗址里更多微观层面的信息;特别是新兴的沉积物DNA,能够保存遗址古人类、植物、动物等丰富的古代生物信息。在如今的考古报告中,C¹⁴测年、性别、年龄、同位素数据乃至古 DNA 数据,都已成为常见附件。考古人主动掌握科技分析方法,环境领域研究者也开始学习考古基础知识,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环境与考古已开始无缝衔接,在一个考古遗址中开展全套环境考古学研究已是时代的必然。
高登魁:环境考古、陶瓷考古都需要长期沉下心积累材料,在当下快节奏的学术环境里,您觉得考古研究者最需要守住什么?
吉笃学:在兰州大学从事环境考古研究阶段,我们搭建了全球化的文献资料体系,Nature、Science 等国际顶尖期刊,以及《考古》《文物》《人类学学报》等国内核心学术刊物,均纳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时至今日,我的电脑中仍存储有数万篇英文文献。转向陶瓷考古研究后,我发现相关资料规模更为宏大:在两千余年的历史长河里,各时代皆生产出了海量的陶瓷遗存;窑址遍布华夏大地,制瓷生产活动绵延不绝。截止目前,我个人累计整理器物照片二十六万张之多。面对如此庞大的数据体量,研究者的时间与精力终究是有限的。加之当前学术节奏较快,很多人难以长期深耕这类耗时费力的基础性整理工作。
对我来说,最需要时时警醒自己一定要“不忘初心”。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在我看来,这份初心使命同样适用于考古工作者。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我对此深有共鸣。我们求学时期攻读硕士、博士均免学费,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培养考古人才。当下,不少受过系统考古训练的学子不再坚守一线考古,转而从事管理工作。我并不否认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只是如何让更多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持续参与一线考古与基础研究,仍然值得关注。未来,我期待能够依托三十多年的知识积累、用科学的考古方法持续攻克更多学术难题,推动中国考古学不断向前发展,并投入更多精力探索考古成果的应用和转化。

吉老师在办公室
高登魁:对于正在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学习、未来计划从事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学弟学妹,您有什么寄语或者建议?
吉笃学:我们求学的年代,教育模式偏重知识传授。进入新时代,特别是科技考古与AI大模型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价值愈发凸显。因此,学弟学妹在学习考古学时,应当把总结和提炼考古学理论方法、塑造科学思维作为学习重点。
结合自身的研究体会,我建议大家深入理解考古学文化理论的核心内涵:存在于特定时空范围内、具备共同文化特征的器物组合。几乎所有考古课题都围绕这一概念展开,许多考古论文的写作也基本遵循这一范式。所以,对未来从事考古或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学弟学妹而言,我认为掌握考古学分析与思考问题的方式至关重要。
高登魁:非常感谢吉老师接受本次采访,与我们分享了您在西大的求学经历、从事考古工作的宝贵经验,以及对青年学子的殷切期望。您的讲述,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西大考古人的精神传承,也为我们的专业学习与未来发展提供了有益启发。再次感谢吉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