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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大考古口述史丨1991级考古班:于建军
发布时间:2026-11-05     浏览量:   分享到:

        2026年,适逢西北大学考古学科成立七十周年。七秩春秋,薪火赓续,一代代西大考古人深耕田野,潜心治学,共同铸就了学科深厚的底蕴与独特的气质。为留存这份珍贵记忆,本公众号特开辟“西大考古口述史”系列专栏,将陆续刊发对学科前辈的专访文稿。这些来自亲历者的亲口讲述,既是西大考古七十年风雨兼程的生动见证,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的珍贵缩影。谨以此系列回溯学科来路,致敬前辈风骨,启迪后学新人,共贺七十华诞。

        本期推出于建军老师的专访。采访时间为2026年10月13日,联络人为任萌老师,采访人为研究生陈一鸣。

        访谈人介绍:

        于建军,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教授。199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长期在新疆从事考古研究、文物保护等工作。主持了哈巴河县东塔勒德墓地、托干拜二号墓地、喀拉苏墓地和布尔津县海流滩墓地、图瓦新村墓地、吉木乃通天洞遗址等遗存的考古发掘工作。

        访谈内容:

        陈一鸣:于老师您好,当初出于什么契机与考虑,促使您选择报考了考古专业?

        于建军:这个原因也很有意思。高考结束后填报志愿时,我突然发现有考古专业,因为在那之前,我看过一些考古方面的材料。比如说,我看到国外的考古学家穿着很酷的户外服装,开着越野车,甚至有直升机配合他们开展野外调查工作。我就觉得这个职业很酷,想着中国的考古是不是也是这样,于是就报考了这个专业。

        陈一鸣:在您就读期间,西大的课程设置、教学条件如何?

        于建军:其实我们那时候学校的课程设置还是很不错的,而且每一位老师都很优秀。比如说给我们讲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王世和教授,他在国内已经是一位很有分量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家,讲课也讲得非常好。当时各门课程的任课教师都有着深厚的学术积累和丰富的教学经验。课程方面,除了本专业的课之外,还开过形式逻辑课、微积分课,我们宿舍里有一个考古班的同学就选修过微积分,所以各方面知识学得比较全面。虽然一个星期有六天课,但空余时间也比较多,我们可以到学校图书馆看大量的书。那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手机,时间就显得比较充裕。闲暇时我们会去逛书店,在西安古城里的一些街道、巷子里,会感到时光过得比较慢。在图书馆看书,有时也可以看一天。总体来说,当时在学校的学习生活还是很不错的。

        陈一鸣:您在西大求学期间,考古实习经历对您后来的学习与工作有没有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于建军:我们的实习非常幸运地安排在渑池班村,这是国内第一个尝试多学科运用的工地,各个学科都在考古工作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应用,比如环境考古学、动物考古学、人类学等,研究内容涉及生殖崇拜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我们在工地时,常常有很多学者来来往往,包括一些国内的历史学家和国外的考古学家也会来。当时有一位叫泰勒的考古学家,在工地尝试用1×1的小探方按水平层发掘。总体来说,这个工地为我们增强对考古学科的理解和向往提供了很多方向。

        而且通过实习,使我们真正喜欢上了考古。因为在学校里学习其实还是有些枯燥的,比如要背诵一些名词解释之类的内容,这些跟我想象中的考古不太一样,一度也稍微有点失望。但通过实习马上就发现,考古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学科,而且是一门真正能让人感到知行合一的学科,所学的知识和实践能够紧密结合起来。也正是通过这次实习,我真正认识到了考古学的魅力,并逐渐喜欢上了这个专业。

        那时候我读的书里,有一本三联书店出版的《时间与传统》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我看到这本书里对考古学理论的各方面发展都有一些大胆的阐释。所以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考古学理论方面的主题。我总觉得,在本科学习过程中,我们的实践还是太少了,可以尝试对考古学的理论进行一些更深的思考。

        陈一鸣:历年来新疆考古工作发展蓬勃,通天洞遗址是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能否请教您,在通天洞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哪一件事给您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于建军: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刚得到通天洞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单位退休研究员张铁男去吉木乃县做文物方面的工作,实际上是馆藏文物调查请他去做指导。经过通天洞时,现在那里有个叫草原石城的景区,当时还没开放,当地文物部门的人就领他去看这个地方。他去了之后,在地表发现了大量陶片,而且在洞穴里面也发现了陶片。他拍了很多照片发给我,从2008年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到2014年,我已经在阿勒泰地区从事了六七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他把这些材料发给我之后,当时我们就一致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至少是青铜时代的洞穴遗址。因为当时在新疆,青铜时代的遗址也发现得很少,所以通天洞遗址的意义还是很重要的。当时我们就申请了调查,后来因为季节等原因没有立刻开展,第二年所里就安排我去通天洞遗址进行实地调查。

        到了通天洞之后,发现实际情况比照片上要显得更壮观,发现也更加重要。我当时在现场就有一个判断,堆积应该很厚。回去之后就写了调查报告,并且在调查报告里也写了推测有旧石器时代的堆积。这个调查报告交上去之后,所里没有立刻特别重视,但总体来说,还是为第二年申报通天洞遗址的发掘奠定了基础。我们在第二年发掘的过程中,在1号洞穴内,表面堆积有五六十厘米厚的牛羊粪,时间比较长,都板结在了一起。我们把这些牛羊粪清理完之后,就到了原来的地表。在清理原始地表、往下清理不到20厘米的深度时,就发现了一些陶片,是早期铁器时代的陶片,还有一把铁刀。刚开始的时候认为这把铁刀是不是牧民留下来的,后来仔细观察之后,可以判断出它就是2000多年前早期铁器时代的铁刀。然后我们继续向下清理发掘,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人活动的遗物和遗迹越来越少,几乎就没有人活动的痕迹了,更没有遗迹。当时有的队员就说这是到生土了,按常识的话,到生土就算是工作结束了。但我当时就坚持认为,在洞穴里面做工作,至少要发掘到基岩,也就是洞底。所以当时还是坚持向下发掘。后来我们再往下发掘的时候,又发掘到了花岗岩碎块板结在一起的地层,感觉特别像基岩。我用手铲去清理,判断它不是基岩,然后计划继续向下发掘。这时候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质疑,大家都认为发掘到基岩,说明已经到洞底了。当时我的态度非常坚决,要求大家继续向下发掘,不能轻易放弃。后来就继续向下清理,连镐子都挖断过。为啥这里叫通天洞呢?我们进去之后会发现有个天窗,板结的花岗岩碎块就是从这个天窗跌落下来的,碎块板结在一起,最后发现花岗岩碎块堆积的厚度高达1米多。清理了一个多月,花岗岩板结的层位挖穿之后出现了大量的旧石器和动物化石。大家一看都很激动,拍了很多石器的照片给所里汇报。正好在我们发现旧石器的一个多月前,北京大学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王幼平教授陪着世界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奥尔到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看调查采集到的石器,他们都产生了一个判断,新疆肯定有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只是没有发现而已,也许很快就会发现,反正终究会被发现的。没想到一个多月之后我们就发现了。当时我还联系了中科院双古所的高星老师,但他当时因为在西藏,到新疆路途比较遥远,也不太方便来。后来所里联系了王幼平教授,把我们拍的照片发了过去,王幼平教授看到照片后就有了初步的判断,当时就派来了他的博士生,还有北大的另外一位老师何嘉宁教授一起赶到了通天洞,通天洞遗址便正式转入了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呢,一般都是用1×1的探方按水平层向下发掘。通过这几年的发掘可以看到,水平层发掘在这种堆积比较复杂的遗址里面也是可以做的,只是耗费的时间比较长。其实通过出土遗物,包括对地层颜色的一些记录,各个方面来看,水平层发掘也一样可以对地层做出划分。在确定了那是旧石器时代的堆积之后,我当时还想了一下,前面写的调查报告里面有没有提到,后来我还从电脑里面重新找出报告来看,发现确实有这样一句话。这时候我就感到比较欣慰,觉得在本科学习旧石器时代考古这部分没有白学,还是掌握了一定的知识。这件事,对我印象是比较深的。

        陈一鸣:您长期在阿尔泰山地区开展考古调查与研究。在您看来,这些考古发现对于认识东西方文化交流具有怎样的意义?

        于建军:我们在阿尔泰山持续多年的考古发掘,让我们越来越认识到,阿尔泰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古代文化交流枢纽地带,而且这种文化汇聚、交流、碰撞的状态,应该是超乎我们想象的。首先在1万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在通天洞遗址里面发现了连续三个文化层的堆积层位中都出现了细石器。这个细石器的年代,我们也采到了测年的样本,年代是8900年到13000年。通天洞遗址的发现,激活了我们新疆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工作。我们在考古发掘的同时,也对周边进行了调查,比如在富蕴县也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经过测年,发现它在8500到9000年。我们在发掘期间,又对一些过去的遗址进行了综合调查和复核,比如七角井遗址。在重新调查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堆积,对样本用光释光测年发现年代在11000年左右。后来我们在帕米尔高原的塔什库尔干县也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址,测年发现年代也在8000到9000年左右。我们可以看到,遍布在新疆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里面,年代大都落在8900到13000年。当然这些细石器里面可以细分出很多更具体的技术,但总体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旧石器晚期拥有细石器以及一些小石叶技术的体系。通过梳理这个技术,会发现它跟华北的技术体系是有直接关系的。换句话说,就是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细石器技术影响到了新疆的广大地区。这也可以看出,其实在1万年左右的时候,这里面就存在着文化交流。所以我们总结出,新疆与中原之间已有万年的文化交流史。

        而且在通天洞遗址里面还发现了国内最早的小麦,测年在5200年左右,还有5000多年的小米。这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典型农作物,原产于西亚的小麦和最早在华北地区驯化的小米,能够在通天洞相逢,我们就管它叫“黍麦相逢通天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现象。而且我们对阿勒泰地区一处4800年左右的墓地里面的人骨进行检测,发现它的食物结构里面也是有小米的。我们追踪小米的传播路径,发现在哈萨克斯坦、伊朗等地也出现了同一个种属的小米,而且小米的传播改变了当地的食物结构。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小米和农作物的传播,原来对小麦的关注度比较多,现在对小米的关注度也很高了,并且有了一些新的突破。比如国外有一些学者就认为,黍作物是欧亚草原上最早被人类广泛接受的农作物,因为黍作物种植比较方便,不用专人来看护也会有很好的收成。而且欧亚草原的环境也非常适合黍作物的生长,所以很早就被人类广泛接受与种植了。与此同时,我们在阿尔泰山北面也发现了小米的踪迹,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5000年左右的时候,阿尔泰山就跟咱们华北地区甚至广义的中原地区产生了紧密的文化交流。而且有学者也提到“北方文化共同体”的概念,结合欧亚草原之路的研究会发现,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欧亚草原之路的沿线就形成了一个北方文化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的体系里,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这是非常显著的特征。除了石器技术、农作物以外,还有相关的陶器,我们最近几年在追踪阿尔泰山发现的早期青铜时代陶器的来源,如刻画纹、压印纹的纹饰特点,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都曾研究过,很多人认为与亚纳亚文化或者阿凡纳谢沃文化有关。我们后来把视野放到更宽的地域之后发现,在欧亚草原上,东面的一些早期陶器也体现出这种刻画纹、压印纹,纹饰更加接近。除了陶器之外,包括对石人的研究也有东方的线索。像青铜时代的石人,有国外考古学家认为是从法国东部延伸过来的,但我们可以看到,直线距离上,阿尔泰距离法国有6500多公里。并且我们发现,这些石人多是竖立在墓葬的东面,并且面朝东。后来我们向东面看,发现在东面石人的年代更早,像兴隆洼文化的石人有七八千年。如果真是从东面传播过来的话,经过两三千年的传播和演变,有可能就形成了阿尔泰山切木尔切克文化石人的样子。对于石人,包括对人面的研究和追踪,我们也发现这些跟北方文化共同体的推测是紧密联系、互相印证的。并且,我们发现了冶金的相关证据链,比如有冶金相关的坩埚、早期的青铜器、烧流的岩石、炼渣等,这样的证据在通天洞里也同样有发现,同时通天洞遗址西南面的托里县也发现了早期冶炼金属的遗迹,比如用陨铁做成的铁刀和一些炼铜的残片。因此,我们认为,阿尔泰山这一带以及相关的周边区域,也是早期冶金术起源的一个地方。更多还有我们调查发现有一些与驯马的起源、车的起源的线索。随着我们对阿尔泰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区域,对于这一地域的研究,我们也应该像关注丝绸之路一样关注这一片区域,因为它是欧亚草原心脏地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陈一鸣:您曾将阿勒泰的考古工作形容为一场“特殊的游牧”,春天上山,秋天下山,像牧民追逐水草一样,追着考古线索迁徙。在阿勒泰的旷野里,您对考古学的理解得到了怎样的丰富?

        于建军:首先,我们对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的认识有了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很多情况下,人们往往把游牧等同于牧业。我们关注农业文明的时间比较长,后来在阿勒泰地区,包括巴里坤这一带的草原地带做的工作比较多,逐渐清晰的认识到了与农业文明相对应的牧业文明。在牧业文明的生业方式里面,有狩猎、畜牧和游牧三种不同的方式。它们形成的时间有早有晚,但最后这三种方式都会并存。在这里面,我们认为游牧这种生产方式出现得最晚,而且游牧生产方式的出现最重要的动力就是农业文明的扩张,以及农业文明对牧业人群的压力。这里面有一些角色的转换,也就是身份的转变。比如有一些牧人,原本属于放羊人、从事畜牧的人群,在这种扩张的挤压压力之下,有一部分人身份发生了转变,变成了农民。当然,在这种相互关系里面,其实也有一部分农民会转化成牧人。但是大部分情况下,畜牧业和采集、狩猎的人群会被驱赶到一些相对封闭、适合放牧、适合牧业经济发展的地方。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之后,人口基数增加了,人口增长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这样一来,生存的压力比较大,后来他们就会要求有一些改变,要追求更高的食物来源,也就是让牧业的生产方式有更高的效率。这样就促使他们在更大范围之内去放牧。因为最早的牧业人群面对茫茫草原,其实是有点茫然失措的,他们不能把牲畜赶入草原深处,因为草原深处是豺狼等猛兽的天堂。牧羊人和羊群移动速度比较慢,他们进去之后会受到猛烈的攻击,羊和人都有可能受到伤害。家马的驯化和骑马术的成熟改变了这种状态。游牧这种生业方式有可能起源比较早,但成熟壮大,真正成为一股决定社会发展的力量的时候,我们推测这个年代大概率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然后与中原地区的农业人群产生了比较激烈的互动。从战国时期一直到秦汉、两汉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这里面有很多变化。所以我们认为,在相对封闭、适合人居住的山谷,是牧业人群,甚至直接说就是游牧经济的孵化器。在这些孵化器里面孵化出来的游牧生业方式的人群,慢慢地汇聚在一起,结成一些军事联盟,然后他们崛起为北方草原一支能确定社会发展方向的力量,进而与农业人群之间产生了激烈的互动,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这些认识都是我们在阿尔泰山以及草原地区做长期考古工作过程中感受到的。

        对于文化的认识,我个人认为是文化认同,它是维系一个部落、一个族群更主要的纽带。同时结合当下一些技术在考古学上的应用,我也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我认为,考古学主要关注的是具有文化属性的人,而不只是具有生物属性的人,也就是我们通过考古学文化来研究人的发展。前面提到人群维系的纽带,主要是文化认同。国外的一些考古学家,包括布鲁斯·特里格,他们也都这样认为,很多考古学家都支持文化认同是维系一个人群的最主要纽带。同一个考古学文化有可能有不同的人群,同一个人群也可能有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所以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应该是我们最主要的研究对象,也是最主要的路径。

        陈一鸣:如今您作为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哈密分中心的学术委员会主任,能否请您为现在西大考古学子们“走出西北、走向中亚”的学术路径提供一些宝贵的建议?

        于建军:对于西北大学来说,我们的总方针就是立足周秦汉唐,面向西域,走向中亚,这是我们的发展方向。我觉得首先在学校中要有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知识积累,要广泛地看,深刻地思考,然后积极参与到实践当中。除了规定的实习之外,还要主动去参加更多考古实践,每一个考古野外工作,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很多收获。我们常说,考古实习对于真正认识考古,包括获得考古的趣味等各个方面是非常难得的路径。为什么说考古是一个全方位的学科呢?比如我们考古研究古代的人,其实还是要跟当下的人交往,这里面就很有意思。也就是说,知行合一,可以贯通古今,我们在对一个探方的管理当中就可以感觉到,如何让工人发挥出比较高的效率,让工作顺利进行,让我们更快、更真实地接近古人,这就是古和今之间的联系,我认为是非常有意思的。在野外发掘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养成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比如我们和工人之间知识结构差异比较大,但如果我们发自内心地尊重他们,然后去管理他们,就会发现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因为我们在新疆可以跟各个民族的工人打交道,这种发自内心的尊重,他们是能够感受到的,加上我们公正地管理他们,我们指出他们在工作上懈怠之类的,他们也是认可的。在这方面,其实是很好的经验。而且通过考古的野外发掘、田野工作,可以锻炼我们的管理水平,锻炼我们跟人交往的水平。所以我们得到的知识也是非常全面的,这样即使将来不去做考古这些工作,这些经历的积累都是我们的财富。

        陈一鸣:如果请您对二十年后的考古专业的学生留下一句话——关于做田野考古意味着什么,您会留下怎样的寄语?

        于建军:8个字,知行合一,贯通古今。

        陈一鸣:非常感谢于老师接受本次采访,与我们分享了您在西大的求学经历、从事考古工作的宝贵经验,以及对青年学子的殷切期望。您的讲述,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西大考古人的精神传承,也为我们的专业学习与未来发展提供了有益启发。再次感谢于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