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好。
此时此刻,我仿佛能感受到贝多芬《命运》的撞击声,嘭嘭嘭地破门而入,它不曾和我们有过任何的商量,就这样,一双成长了116年神秘的温暖的大手,将我们、西北大学、西北大学校友紧紧地裹挟在一起,从此,一声西大考古,就使我们之间构建完成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请允许我再一次地代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所有教职员工,真挚地欢迎各位的加入,未来将证明,选择西大,是你们人生中最有智慧的一次抉择,也感谢各位对西北大学的信任。
作为拥有24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之一的的西北大学,其考古学诞生于1938年西北联大时期,对凿空西域的伟大探险家张骞墓的发掘;迄今为止,西大考古学学科已经走过62年的历程,从1956年在国家统一布局下,设立国内第二家考古专业开始,到1989年根据世界文物保护趋势在国内率先创建文物保护技术专业,再到本世纪随着文化遗产对当代社会产生愈来愈大影响,我们又率先在2006年设立文化遗产管理方向,在2014年设立文物与博物馆专业。
六十二年来的历程至今回望,仍然能感到先贤们步履蹒跚时的艰辛,也能感受到道路曲折中的苦闷。但是,西大考古人率先在国内构建了以考古学为文化遗产价值发掘者、以文物保护学为文化遗产价值保存者,以文物与博物馆学为文化遗产价值阐释传承者的三位一体专业设置和学科理念、学科体系,并引领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学科体系建设。去年西大考古学科获得教育部学科评估“A+”等级的不俗的成绩后,西大考古人并没有就此裹足不前,我们在思考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和未来,我们在思考西大考古未来的道路和目标,核心文化价值成为我们三位一体的终极追求。西大考古学科的学术目标是:在世界文明的关照下,思考中国文明为什么走的是这么一条路,中国文明的特征是什么,周秦汉唐文明特征是什么。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加入这个低调的群体,让我们为考古学的今天和明天,一起思考文明和文化遗产核心文化价值这两个大问题。
我今天致辞的题目是:
此时此刻,历史又一次前进到一个巨大的节点上。人生三问,又一次结结实实地困惑着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去哪里?
近年来,尤其是今年以中美贸易战为发端的全球性国家之间、不同文明之间、相同文明体系下的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文明体系下的国家之间等等,出现了冷战结束以来未见的冲突。这不仅仅是贸易、也不仅仅是经济、甚至不是简单的价值观冲突;一国之内也因为各种利益相关者错综复杂的诉求而引发种种观念上的冲突。
国内也是如此,十八大以后在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人民生活的获得感上等都有了巨大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社会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一个方面,也不是一个阶层的。我们每天都会遇到一些不知道该怎么判断、该怎么处理的问题;在文明交往上,国与国之间关系该如何把握,既有我们以及其他国家发展中的问题,也有文明之间的深层次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以为驾轻就熟的理论、理念、方法处理不了当下的复杂的国内国际问题。最主要的标志是,我们既有的的思维方式对此无所适从,我们的奉为圭臬的行为处事方式举步维艰,在合情、合理与合法中,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文化困惑。
考古学是关于过去的学问。这是长久以来考古人深以为是的一种认识,《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也将考古学定义为:考古学是通过古代物质遗存研究古代社会的一门学科。那么我们研究古代社会的什么呢?百年来的中国考古实践,使得我们基本完成了物质文化的时空谱系框架构建,不可否认的是,总书记提出的让文物活起来、我们呼唤了几十年透物见人的学术理想,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考古学不仅仅是关于过去某个时代、某个侧面的学问,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遗存,考古学应该能够看到人类几百乃至于数百万年来一路走过的印痕,更能发现蕴藏在脚印中的智慧密码,应该像罗伯特·凯利所追求的那样,这些密码或隐或现,呈现出规律性的排列与组合。因此,考古学应该也是关于古代社会发展规律的一门学问。
当今的世界处于人类历史上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未来何去何从,新世纪以来众多的学科都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但是,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学科、任何一位专家,是从600万年人类诞生以后开始进行考察,他所观察的对象是考古人发掘出来具有没有经过后世修订的真实性。这就是前不久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前考古学会会长、怀俄明大学考古学教授罗伯特·凯利编写的《第五次开始》,这本书的副标题是《600万年的人类历史如何预示我们的未来》。
凯利说,“考古学家不一定始终能看见树木,但可以极其清晰地捕捉到森林”,在这本篇幅不大的著作中,凯里将近些年来科技考古技术,如古DNA技术、碳14和热释光等测年技术、微量元素分析等高精尖科技手段所取得考古学研究成果,向亿万大众娓娓道来,他还原了工业化以来的、1500年之前的人类过往经历,他称之为“四次开始”。第一次是600万年前,从树上走下来的人类始祖猿类开始学会使用技术,制造石器。第二次开始是20万年前,文化出现了,包括各类符号、艺术和宗教,他认为使用符号是人类文化的核心。前两次开始在中国一般被称作旧石器时代。第三次开始是6万年到一万年前,农业的发明,包括栽培植物和驯化动物,这时期出现的两河流域的小麦大麦、中国北方的粟和华南的水稻,墨西哥的玉米和南瓜,安第斯山土豆和藜麦,中非的高粱等等;3.5万年到1万年间,被驯化的动物有牛山羊绵羊、猪马鸡等,农业的发明使得定居生活成为可能。罗伯特·凯利教授的研究方向就是狩猎采集阶段的人类文化,这个阶段定居农业还没有出现。中国考古学家将人类开始定居、使用磨制石器、经营农业的时代称之为新石器时代,柴尔德称之为新石器时代革命。农业发明对人类开始快速发展具有巨大意义,这从全球从事该领域研究的考古学者人数众多的现象上可以看出,这个时代在人类文化演进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上述的三次开始,与中国历史学相对应的是史前社会。1万到5千年之际的国家产生,是凯利认为的第四次开始,主要标志是城邦、金属器、宫殿、宗庙、神殿以及大屠杀、贫穷、债务战争等等。这一历史进程开始的时间要早于中国,大约五千多年前中国才开始逐渐拉开文明的幕布。
我们正面临另一个临界点——自1500年到现在,第五次开始。”即“基于合作的竞争的时代”,全球相互关联和依赖,具有合作、利他、宽容新文化的世界公民将要建立世界政府。凯利认为,600万年人类所积淀的智慧可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他对未来充满期望。
凯利对历史的观察自有其考古学家独到的视角。
考古学更是一门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学科。考古学可以通过一把手铲和考古人的智慧,以及我们对历史与当下、未来的认知,将人类的历史,特别是一万年来、尤其是近五千年以来人类文明产生、发展及演变历程,相比其他学科更加清晰地展示出来。不仅如此,考古学更是一门从遥远过去走向无限未来的学科,在构建未来社会中的思维方式、行为处事方式、社会治理体系等方面提供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智慧,这些智慧能成为今天和明天我们航行的灯塔。
由此可见,凯利和我都认为考古学学术目标应该是思考人类文化发展演变规律的,但我观察的视角与凯利教授有所不同,我兴趣点是从中国文明起源开始的,着力点是秦汉文明的形成过程及特征问题。诚如苏秉琦先生所认为的,中国考古学首要的任务是说清楚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形成过程,而要达到这一学术目标,就需要首先构建关于文明构成要素的认知框架。
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是文化进步的程度,国家是文明的集大成。
自考古学家柴尔德上世纪初提出文明起源的物质要素标准以来,即判断一个文化体是否进入文明状态的三大标志,文字、金属、城市,基本上获得了全球文明研究者的普遍认同。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不同区域的文明体或还有些补充和调整,但基本上都是按照物质文化要素的研究思路在开展各类研究。
百十年来的考古实践表明,文明研究的难度超出我们的想象,不论是内涵的丰富性、形态的多样性,还是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可以这么说,世界上没有任何文明是完全一致的,也不可能是一蹴而成的。那么,我们按照物质文化因素来作为判断文明的标准到底可不可行?至少从五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实践经验来看,路径和研究思路应该还有进一步丰富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又回归到问题的出发点,就是文明是什么的问题,既然国家是文明的集大成,那国家是什么,他的标志是什么呢?
文明是一头大象,百十年来学术实践使得我们已经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侧面、不同深度,都或多或少摸到文明了。但,这些年,我们摸到文明的什么部位呢?全部还是局部拟或是点?文明这头大象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新时代,当我们站在前贤们肩膀上的时候,到了需要从理论上对文明这头“大象”进行界定和描述的时候了。
我以为,社会治理体系、宇宙观、核心文化价值观等三观构成文明。国家产生必备的条件是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强制性的社会治理体系,还要有一套为社会治理体系提供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关于天地人相互关系的宇宙观的知识体系,并且,必不可少的还要形成人和人之间如何相处的共识的核心文化价值观;宇宙观是一个文明体下人们思维方式的来源,核心文化价值观是这个文明体下人们行为处事方式的依据。这个体系我称之为三观理念下的文明,或换句话说,我认为,文明和文明之间的根本区别,也许并不是物质表象的不同,而是思维方式和行为处事方式的区别,物质要素也许并不是讨论文明进程的充分必要条件。考古学所能看到物质文化,就是这三观之一、两者或三者共同作用下的产物。让文物活起来的就是让这些蕴藏在物质文化里边的三观活起来,尤其是核心文化价值活起来。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记得起历史沧桑,看得见岁月留痕,留得住文化根脉。”
如何认识我们当下所面临的一切?
从一个时间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区域去看当今的变化,当然可以看出些许端倪。但假如,我们以一千年、两千年、三千年等的时间去看,去观察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话,会怎么样呢?任何一个学科,都只不过是研究自然或社会的学科,大体而言,人文社科就是研究人类社会及发展规律的学科。在数千年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三个时代是特殊的,即文明起源前后、战国到秦代、鸦片战争到今天,后两者经历的时间为200年左右。这三个时代都具有风云骤变、波诡云谲的特征,都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感觉,历史上思想交锋最剧烈的就是这三个时期;这三个时代又都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期,旧时代的一切还清晰可见,新阶层、新形态、新观念层出不穷,这期间悲苦哀嚎怨天尤人者有之,能看见远方和诗的也大有人在,既得利益者子曰子曰天天挂在口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也响彻云天。这三个节点,恰好就是文明起源、帝国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三个伟大的时期。文明起源后造就了大约2500年王国文明;秦统一后造就了2000年的帝国文明,今天,此时,中国文明正经历第三次质变。
经历了数千年王国与帝国文明演变,我们形成了以汉字为书写和交流的语言,以中心四方、阴阳五行为宇宙观,以礼、规矩为核心文化价值观,形成中、对立、变通的思维方式,形成以礼、规矩为行为处事方式的文化体系。概括地说,既往的中国文明就是8个字:中、对立、变通,礼、规矩。
中国现代化过程和全球化为我们带来巨大的挑战,最凸显的问题是价值观的多元化,甚至对立化,有时候我们甚至已经不知道对错了。基于农业文明相对简单的利益诉求所形成的中、对立、变通的思维方式,到了2010年中国GDP成为世界第二后,已经成为中国内在发展和全球化的巨大障碍;基于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维所创建的礼与规矩核心文化价值观,变得愈加不适应全球化而显得庸俗化。
从现在开始,即将形成的新时代中国文明,一定是从过去数千年的传统走来,创造出一套能够适应世界发展,与当今任何文明都不大相同的文明体系。十八大以来,我们开始进入中国文明演变史上的第三次质变,我们正在为构建新时代的社会治理体系、宇宙观及思维方式,核心价值观及行为处事方式而开创新时代。
我们正经历从考古到考古学的发展变化,在此之前,考古重建了近代以来民族自信心;从今往后,考古学一定能将遥远的过去和无限的未来血肉相连,考古学可以为构建新时代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处事方式提供智慧。
2018年毕业前夕,我代表文化遗产学院送给各位离校同学的赠言是,用你们理解的文化遗产的文化为人生遮风挡雨,考古学可以为构建新时代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处事方式提供智慧。
在走向考古学的时代,我们怎么办?
我们今天不谈在座的各位即将面临的人生挑战,不谈怎么才能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的历练,也不谈具体的专业学习,我们谈谈你们来到文化遗产学院来学什么的问题。
各位来西北大学,来文化遗产学院,计划学些什么呢?是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术?或者仅仅如此?我以为,大学不只是知识和技术,甚至它们并不是来大学的根本目标,而只能说是基本目标,大学学习的根本是通过学习知识,形成文化理念,也就是使各位首先变成一个有文化的人,而不是仅仅掌握一定技能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大学修炼的是终生都须臾不可或缺的善良、好奇心、健康的心态、宽容、不偏激的心理、悲悯的情怀、远大的志向,胜不骄、败不馁的风度,眼光、情怀,形成一种令人敬仰人格……
怎么才能做到呢?我们在座的只有一条道路可以达到这个目标:通过学习考古学、思考考古学、理解考古学。即通过不同的专业知识学习,形成各自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规律的理解,达到感悟和认知人类文化核心价值的目标。在夏季的毕业典礼上,我曾谈到当下中国面临的问题中,几乎都可以归结到我们对三对六个概念的理解问题上。即知识与文化、技术与科学、价格与价值。长期以来我们所形成的教育理念只是知识、技术、价格;文化、科学、价值在我们的教育理念深处可能处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上。我的最低希望是,将来大家各自离开西大的时候,至少能够明白这三对概念的区别是什么。
(完)
段清波院长致辞
开学典礼现场
现场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