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飞、刘嘉木：宋老师您好，今天能有幸登门拜访、聆听您的分享，真的特别荣幸。您在1956年进入西北大学就读，同年西北大学设立了考古专业，请问您作为西北大学第一届考古专业的学生，当时为什么选择了考古？

        宋治民：其实我们班还不算第一届，西北大学虽然的确是1956年开始设立考古专门化，但考古专门化招收的是大学二年级学生，我们在二年级也就是1957年才进入考古专门化学习的。我们前边还有1955级历史班的部分同学在1956年就进入考古专门化学习了，像巩启明和李诗桂等人，才是第一届考古专业的学生。

        至于我为什么选择考古专业？因为我从小是比较喜欢历史的。后来我在1949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但是在工作之余，我还是喜欢读历史书，比如，我读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特别是他在第一卷里边提到了一些考古知识，在历史研究时采用了一些考古的材料。这是我首次接触考古，明白了考古是什么。所以以后还陆陆续续阅读了郭沫若的一些历史考古著作，更加深了我对考古的印象。

        其实当时也谈不上了解，只是初步知道考古是什么东西，是干什么的。后来到了1956年我从部队转业分配到商业部门工作。但是作为我个人来说，我又不太喜欢在商业部门的工作。正好那一年，因为全国大学招生的数量比较大，根据当时的说法，就是预计招生的数量比应届毕业的高中生还要多。所以当时的政务院，大概就是现在的国务院，就号召在职的干部参加高考，报考大学。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我就报了名，我当时的志愿就是历史专业，结果有幸就被西北大学录取了。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之后，我才知道有“考古专门化”这个专业。因为当时我国受苏联影响较大，苏联将学科专业一般称为“专门化”。当时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的考古专业都称为“考古专门化”，全国只有这两所大学设立“考古专门化”。

        后来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进入了考古专门化学习，当时要想进入考古专门化还需要通过一定的考核，首先是要翻译一篇古文献，就是用现在的白话文翻译文言文，完成考核了才能学考古。其次是学生需要写书面的材料，谈谈个人对考古的理解和感悟。同时老师们也会跟学生特别说明，考古是比较艰苦的，并询问学生是否能够坚持下来。只有通过以上考核，才能就读考古专门化。

2025年5月30日于宋老师家中采访

（左为刘嘉木、中为陈一飞、右为宋治民老师）

        陈一飞、刘嘉木：宋老师，请问在您的学术生涯中，哪些老师的指导让您印象深刻？

        宋治民：我在西北大学考古系读书时，陈登原、林冠一等先生的话让我印象深刻，在西北大学学习的时候，陈登原先生曾说过：“当你的文章由手写稿变成铅字印发出来的时候，这就是表示你的思考能力和心得收获也有所提高了。”所以我当时很兴奋。另外当时在西大给我们授课的陈登原先生和系主任林冠一先生都给我们提到，要熟练地掌握资料，读书要做卡片和读书笔记。陈登原先生讲得很形象，他说：“你每天读书做一张记录卡片，一年就是360张，这个习惯要坚持下去。”所以我来到四川大学之后，就一直坚持做卡片，大概一直做到了2013年，2013年以后我再没写文章了，身体条件也不行了，所以也就没做卡片了。这些都是得益于在西北大学学习的时候所获得的一些心得体会。

        到了四川大学之后，冯汉骥先生对我有很多教诲。因为冯先生特别强调作为一个大学的老师，不能只注重教学和授课，还要进行学术研究，他说：“你如果不进行学术研究，你的课就上不好，因为你要给学生讲你自己的心得体会，另外你还要给学生讲学术前沿的一些问题，所以你不进行研究，光是一味地埋头上课是上不好课的。”所以说我在教学的同时，也会做一些学术研究。因为工作之后参加的田野考古活动不断增加，另外在阅读考古报告时也会发现一些问题，自己产生了一些观点和看法，所以写了一些小文章。我第一次发表的文章是一篇字数很少的小文章，就刊登在《考古》①杂志上。虽然当时文章的篇幅和研究对象讨论得很小，但是我很兴奋，因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发表文章。

        所以如果说我在考古生涯里边有一定的收获，有一定的成绩，都是得益于在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习，还有西北大学、社科院考古所和四川大学一些先生的教导。

        陈一飞、刘嘉木：宋老师您在回忆四川广汉月亮湾发掘的时候提到了蔡尔轨老师②，您的印象中蔡尔轨老师是一位怎样的老师？

        宋治民：蔡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是1953级的本科，他和严文明先生是同班同学。蔡先生在西北大学给我们讲过一部分的秦汉考古，还负责指导我们班的田野考古实习。他后来因为爱人的原因调往云南大学任教，改名蔡葵。蔡先生讲课是很有耐心的，比如提到考古地层学原理，他反复地强调一个遗迹的开口必须在生土地面或者一个文化层的表面。因为当时大家对考古学还了解得不够深入，无法理解。所以他反复地解释这个问题，一直等到大家都弄清楚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才继续讲课。另外在田野实习当中，他也亲自动手教我们如何辨认地层，对于遗迹的打破关系如何处理，对于考古出土的器物如何处理，都是他手把手地教我们的。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陈一飞、刘嘉木：我们知道您主要在四川地区工作，对于西南地区的考古研究，您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给如今的学者的?

        宋治民：我到四川大学工作以后主要从事西南地区的考古学研究，这里面主要的一个专题就是巴蜀文化的研究，再一个就是关于秦汉时期西南夷的研究。

        我觉得做考古学研究一定要比较深入地了解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这两个基本的方法论。当然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很多科技手段，但是我觉得这两个基本方法论还是很有用的。特别是考古地层学。譬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用碳十四测年的问题，以碳十四测年的年代数据不仅仅是一个标本，还代表着整个地层的年代，所以你这个年代标本的地层归属一定要准确。因为遗址地层的打破关系有时候比较多，观察起来比较复杂，所以研究者要选择的这些测年标本，一定是要能够代表地层的关系，一定要了解地层学的原理。我记得石兴邦先生还有蔡尔轨先生都给我们讲过考古地层学的形成原理，为什么一个遗迹的开口必须在生土的表面，或者在一个文化层的表面，而不能处在文化层的中间，遗迹开口不能悬空。这些概念蔡尔轨先生反复地给我们讲，在当时的课堂上我还不是很理解，一直到先生讲清楚了考古地层学形成的原理，这个我才真正弄清楚了。所以我觉得尽管现在有很多科技的手段，使我们在考古研究中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这两个基本的方法论，现在的年轻同学们和年轻同志们必须要掌握。这是我的看法，也可能我的看法比较过时了。

        再一个就是读书要读原著原报告，这是我到四川大学工作以后，冯汉骥先生特别强调的，他要求我们考古系的教师对于古代文献的掌握要和中国古代史的教师们一样要求。再一个就是外语要和世界史的教师们一样要求。所以古代文学我们是一直坚持下来了的，虽然现在互联网检索资料很方便，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读书，读书就像冯先生提到的要读原著，因为只有读原著，你这一件事情它的前因后果左右的联系才比较清楚。这些也算不上什么经验，只是我研究生涯中的一些体会、一些看法。

        陈一飞、刘嘉木：最后一个问题，宋老师，您对现在学习考古专业的学生有没有什么要嘱托的？

        宋治民：我也谈不上什么嘱托，首先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地学好考古学的基本功，其次就是能够踏踏实实地从事田野工作。因为对考古学来说，如果没有人做田野工作、没有人干田野考古就没有现在的考古学。所以说希望大家在校的时候踏踏实实地把专业课学好，实习的时候把田野工作做好。苏秉琦先生曾经在一次考古学年会上讲过：“田野工作，包括田野调查、田野发掘、室内整理，编写考古发掘报告等部分，只有把这些都掌握了，这才算是完成了整个的田野考古工作。”并且编写考古发掘报告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因为一旦开始对遗址进行发掘工作，遗址之后就不会再完整地存在了，今后它就只存在于考古报告里，所以说编写考古学发掘报告是个很重要的工作。而且考古学发掘报告就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能把它看作只是一些简单的技术工作。

        再一个就是从事考古工作，要耐得住寂寞。原来在西北大学学习时候，当时的校长侯外庐先生说：“希望我在你们毕业后的10年之内不要看到你们的文章，因为你没有面壁好好读书。”他的意思就是刚工作的学者不要很随便地发表文章，而是先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掌握资料和阅读书籍，要对学术研究负责。虽然都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他这句话，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所以说现在的学生要耐得住寂寞，要坐下来好好读书，掌握资料。

        我记得2020年媒体上报道过一个女生，她以高分报考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当时互联网上有一些人就认为她很可惜，她应该去报考财经等其他专业。因为考古专业挣不到钱。当然现在很多人的看法，考高分理应选择去学习收入更高的专业。在他们的眼里，考古是个很冷门的专业。但我觉得学习考古专业首先自己要有兴趣，因为没有兴趣就坚持不下去。另外要清楚学习考古专业的目的，明白考古学所要完成的任务，阐释考古材料的内涵。如果对考古有兴趣了，目的也清楚了，你自然就会不断地深入学习和钻研问题。

        现在考古学已经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譬如电视台经常报道考古的节目，现在我们还特别提倡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我觉得现在大家对考古学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在这样好的时代下，希望同学们能够为中国的考古学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

        陈一飞、刘嘉木：感谢宋老师的嘱托，我们的采访到此就结束了，祝您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