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人介绍：

        辛怡华：我当年算是主动选择考古专业的。高中阶段我对化学学科不感兴趣，高二分科时便选择了文科。我自幼喜爱天文和地质，但文科无法报考这类专业。当时金融类专业是热门方向，可我既不喜欢经商，也不愿从事久坐办公室的工作，细数下来，文科专业里能经常在野外开展工作的，就只有考古专业了。

        我对考古最初的认知，源于小时候家里墙上糊着的一张《解放军画报》，上面刊登了一篇关于楼兰考古的报道，照片里考古人员乘坐吉普车开展工作的模样，让我心生向往，而楼兰古国自带的神秘色彩，更是深深印在我心里。

        我家住在宝鸡市区北边的贾村塬上，西周重器何尊就出土于那里。上小学时，曾看到考古工作人员在村边进行考古发掘工作，我对此充满好奇，放学后都会守在发掘工地现场旁观。其间有一位专家向村民普及文物价值与文物保护知识，讲解了一件青铜器，其铭文记载了三千多年前两个邻国因战争而割让土地的事件。后来我才得知，这件青铜器就是散氏盘，这位专家就是原宝鸡市博物馆馆长胡智生先生。

        我的高中上的是宝鸡中学。当年高考后，我高一时期的班主任张昕老师得知我想学考古，她建议我报考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但我一来担心北大考古专业分数要求高，若分数不够被调剂到其他专业；二来我出身农村家庭，从经济条件和生活便利性出发，更想选择离家更近的院校；三来西北大学是当时全国15所综合性大学之一，其考古专业主打北方地区田野考古研究。所以我第一志愿报考了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也顺利被录取。

        我们1985级考古班一共20名同学，省内、省外生源各10人。那个年代很多大学生的专业都是被调剂而来的，开学之初，若有学生不愿学习考古，可申请转专业，但我们班没有一名同学选择转专业。

1985级考古班合影

（第二排右五为辛怡华老师、左三为刘瑞俊老师，第一排左二为冉万里老师）

        陈一飞：考古专业的学生需要进行田野实习，你们1985级考古班是在戴彤心和付勇老师带领下在青海化隆开展实习的，据说这也是西大考古专业首次出省进行田野考古实习。您当时作为一个学生，有哪些收获，遇到过哪些困难？

        辛怡华：在上大学之前，我从未离开过陕西省，能有机会去外省参加田野实习，我心里满是好奇与兴奋。我们这次实习，是配合黄河上游李家峡水电站建设而开展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遗址主要为卡约文化遗存，得知消息后，同学们都十分开心。李家峡水电站是国家“七五规划”建设的水电站，按地理位置，当时是黄河上游的第二座水电站，它有效利用上游龙羊峡水电站的库容，所以水库面积较小。

        1988年4月26日，我们收拾好行李，前往西安火车站乘275次列车奔赴西宁。当时宝鸡至天水的陇海铁路还是单线，列车常常需要在沿途小车站等待会车，有时一等就是一个小时，我们下午四点左右坐上火车，直到第二天中午十一点多才抵达西宁。

        下车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座光秃秃的山峦，与关中平原的绿意盎然截然不同。我们在西宁停留了大约一个星期，其间老师带领我们参观了塔尔寺、青海省博物馆等场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卢耀光副所长专门为我们详细讲解了李家峡水电站的相关情况、发掘地点上半主洼村藏族同胞的生活习俗以及实习应注意的事项。

        上半主洼村位于黄河北岸，属于化隆回族自治县雄先藏族自治乡。全村100多户人家，500余人，大多数为藏民。这里为黄河谷地，广种春小麦。我们实习的地点在村北的高台之上。

        卢耀光副所长是陕西兴平人，早年毕业于西北大学，这份同乡、校友的渊源，让我们对他倍感亲切。此前我们只在电影里见过藏族同胞，得知要入住当地藏族群众家中，大家的好奇心更加强烈。

        5月2日一大早，我们乘坐敞篷的前苏联嘎斯汽车，从西宁出发，三个多小时后抵达雄先乡。在与乡政府对接后，便前往上半主洼村。去上半主洼村的道路，其实是一条简易土路，沿着雄先河走向，路面坑坑洼洼，冲沟不少，有的路面就借用河床。上坡转弯时，由于地貌地形限制，车子往往无法一次通过，需要反复倒车调整角度才能继续前行；遇到陡坡车辆无法上行时，我们就下车一起推车。

        直到下午，我们才抵达实习所在的村落。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分别入住当地藏族同胞家中，我和仵录林、刘宏岐住在大队会计尕多杰家里，他特意把家里最好的客房腾出来给我们居住。

        考古队雇了专门的厨师，日常用餐都在村里小学的灶房，每天还要安排一两名同学到厨房帮厨。但当时村里经常停电，一旦停电，鼓风机无法运转，就没办法做饭。每当这时，不会说汉语的房东阿姨就通过手势和表情，热情邀请我们去她家吃饭，她烙的韭菜盒子味道极佳，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日常吃的面粉、肉类和蔬菜，都需要从西宁采购，再由青海省考古所的北京吉普车运送过来。有一次车辆返程时，因为路途太过颠簸，车尾用绳子捆绑的蔬菜被颠落，滚进了山沟里，最终我们等到了空车。

        由于交通不便，我们只能通过书信与同学、家人联系，因此，每当吉普车来到村庄，都是大家最开心的时刻。上半主洼村被群山环绕，白天普通的收音机接收不到无线电信号，几乎与外界隔绝。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放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所以，一到中午12:00点整，整个西安市的大街小巷，就回荡着小说连播的声音。可等我们三个月实习结束回到学校，小说里主人公的人生境遇早已发生了巨大改变。

        考古发掘的日子虽然辛苦，却也充满乐趣。考古工地没有休息日，只要不下雨，就得正常开展工作。端午节当天，实习难得放假，同学们有的沿着黄河前往沙柳湾采风，有的留在住处清洗衣物，我和几位同学则乘坐羊皮筏子前往黄河对岸的坎布拉，这是我第一次坐羊皮筏子横渡黄河，体验到那种既激动又紧张心情。坎布拉现已为世界地质公园。

        平日里，每天收工吃完晚饭，我们会相约去黄河滩上踢足球，一边是奔腾不息的黄河，一边是我们肆意奔跑的身影。王科社同学踢球时太过投入，一脚踢在石头上，直接把脚大拇指的指甲都踢掉了，现在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

        考古发掘工作初期，我们也遇到了不少难题。当时实行三人一组、以探方为单位的发掘模式，戴彤心老师检查我们工作是否认真、地层划分是否准确的方法是，把相邻探方的图纸放在一起比对，核查层位线能否精准对应。一开始，大家绘制的剖面图层位线都无法吻合，老师会严肃指出发掘质量不达标、绘图不够细心的问题。后来我们琢磨出“经验”，在交给老师检查前，都会相互参照图纸，把层位线调整对齐，免得被老师批评。

        此外，我们在关中地区熟练运用的考古发掘方法出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因为两地土质、土色差异明显，最初整整一个星期，我们都没能找到任何遗迹现象。戴彤心老师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准备带我们返回陕西扶风案板遗址继续实习。但同学们都深深沉醉于青海独特的人文风貌，不愿就此离开。

        好在青海省考古所的卢耀光老师熟悉当地考古情况，耐心教我们辨别土壤的细微变化。在关中地区，只需刮平地层表面，就能清晰地看出土色差异，进而确定遗迹范围；但在青海，土色变化极不明显，只能一点点细致刮土，通过手感感知土质的硬度差别，顺着硬度变化逐步探寻墓葬边界。靠着这种方法，我们终于学会了靠手感寻找墓边。实习后期，为了赶进度，学生除了完成遗迹清理、绘图等专业工作外，还亲自拿起铁锹铲土，加班推着架子车运土。

1988年4月辛怡华老师游览青海塔尔寺

        陈一飞：听您回忆了这么多难忘的经历，我感觉在青海发掘的确很不容易。您毕业之后，回到了宝鸡参加工作，在这个周秦故土从事了数十年的文物考古工作。也有很多难忘的经历吧？

        辛怡华：我们当年毕业时，班里十位陕西籍同学，有的选择读研深造，像冉万里、陈一梅等人；有的自主联系工作单位，剩下等待组织分配的只有三人。另外两位同学分别被分配到耀州窑博物馆与岐山周公庙文管所，而我被分配到了扶风城隍庙里的扶风县博物馆。

        扶风县博物馆虽是县级馆，在全国却颇有名气。一方面馆内完整保存着明代城隍庙古建筑；另一方面曾任馆长的罗西章先生声望卓著，素有考古界“西霸天”之称。单位领导和同事对我十分关照，也给了我很多历练成长的机会。馆里每周有两次例会，周三是政治学习，周五为业务学习。馆里每人都划分了专属卫生责任区，我住在馆内，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认真清扫负责区域，有时也帮助别的同事，也因此给单位同事留下了好印象。后来领导安排我管理图书资料室。

        离开西大前，张宏彦老师曾特意叮嘱我，新石器时代考古想要做出突破性研究难度很大，宝鸡是青铜器之乡，建议我可以往青铜器与古文字研究方向深耕。由于我管理图书资料室，于是有便利接触有关金文和青铜器的图书，有空就临摹抄写青铜器铭文，如台湾艺文出版社出版的《金文总集（10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金文诂林（16册）》、清吴式芬编的《捃古录金文（9册）》，都认真抄过，这为后来的古文字研究打下一些基础。学习古文字没有捷径，最笨、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抄书。

        我在扶风整整工作了八年。1997年10月，我调至宝鸡市考古工作队，也就是后来的宝鸡市考古研究所。2001至2003年，我参与了重庆三峡库区考古发掘工作，根据相关规定，我们与重庆博物馆开展联合考古。三峡地区土质土色和关中差异极大，红土黏重、板结严重，给田野发掘带来不小挑战，我们也只能慢慢摸索、调整工作方法。

        在三峡考古经历中，最有价值的收获，便是发现了目前国内已知最早的青铜佛像，这是青铜摇钱树的一部分，现收藏于重庆三峡博物馆。三峡地区土质粘性强，又多雨，墓葬填土多结块成泥团。我们清理一座东汉砖室墓时，墓室里一片狼藉，墓砖、器物碎片与泥疙瘩混杂在一起。当时我担任执行领队，要求所有泥块要认真清理，可疑的泥块全部带回驻地，平铺在屋顶自然晾晒，干透后逐一小心剥离排查，避免遗漏任何小件文物，包在泥团里的青铜佛像就是我当时特意让技工带回去的。

        有一天我在屋顶清理泥块时，忽然发现一块泥团中隐约露出人像面容轮廓。仔细清理剥离后，一件摇钱树铜佛像显露出来。铜佛形象为摇钱树的一部分，残长约5厘米。头后有硕大的项光，火焰状发饰，高肉髻，蒙古人种面形，无口髭，圆领，袒右肩，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提袈裟，下部残。可惜这座墓葬早年遭盗掘，摇钱树主体构件已被盗走，仅残留存这件带铜佛像及陶质底座。意想不到的是，这件覆斗形底座侧面，刻有“延光四年（公元125年）五月十日作”纪年；更意想不到的是，同墓出土一件陶马的右后腿上，刻有“巴郡平都蔡寘骑马”8字，可知墓主人为巴郡平都蔡寘。

        重庆丰都槽房沟东汉佛像墓是三峡地区第一座纪年明确到年月日的汉代墓葬，是三峡地区第一座有明确行政区划及墓主人姓名的东汉墓葬，也是三峡地区乃至全国第一座出土最早的铜佛像的汉代纪年墓。学者认为，槽房沟佛像的年代可能还早于文献有关佛像铸造的最早年代记载，而且其重要意义可能还在于把印度佛像的起源至迟上溯至公元1世纪。槽房沟东汉佛像墓被评为2001年度三峡地区十大考古发现。

2012年在香港历史博物馆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左二为辛怡华老师、左三为段清波老师）

        陈一飞：的确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您刚才也提到了张宏彦老师建议您做商周考古的研究，而您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史前时期人口问题的研究。在随后的数十年间，我们也看到您围绕这个话题，做了不少的后续研究。想问问您当时为什么要以这个题目为研究对象？

        辛怡华：这首先要感谢贾麦明老师。我读大二时，在学校期刊阅览室，读到吴汝康先生关于山东龙山文化墓葬研究的文章，文中提到的史前人口男女比例失调问题，给了我很大启发，便萌生了以此为题撰写学术文章的想法。那时贾麦明老师还不到三十岁，他在阅览室看见我写关于人口方面文章，十分鼓励我深入钻研。我曾把初稿投往学术刊物，可惜未能刊发，但我始终没有放下对这一课题的关注。

        所以后来在准备本科毕业论文时，我便确定以史前人口问题作为研究方向。原本我以为学校会安排讲授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王世和老师指导，没想到最终由教授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张宏彦老师担任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张老师十分看好人口考古的研究前景，彼时国内专注这一领域的学者还很少。他的指导极具启发性，不会直接给出标准答案，而是帮我梳理研究思路、搭建论文框架，引导我独立思考。最终这篇毕业论文还获评为优秀毕业论文。

        参加工作后，我把论文重新完善，投稿给《人口研究》，文章很快发表了。不久，我收到一位广西现代人口研究学者的来信。他读后认为，系统探究史前人口平均寿命、死亡率、出生率等议题极具学术价值，我的研究给了他很大启发，还勉励我继续深耕考古人口研究方向。第二年，《考古》杂志也发了关于陕西华县元君庙墓地人口研究方面的文章，当然，这篇文章偏重于考古学方面。这也给了我极大信心，让我多年坚持不辍。

        1996年3月，我撰写的《仰韶文化时期的人口问题研究》被《考古》杂志录用。之后我又完成一篇针对姜寨遗址人口研究的文章，同样投给《考古》编辑部。编辑建议我将两篇整合扩充为一篇，成文篇幅达到三万多字。受期刊版面限制，无法直接刊发，最终于2004年发表于《考古学集刊》第14辑。

        保证史前人口研究质量有三大前提：第一，所研究的墓地资料必须尽可能完整，即墓地完整、全面发掘，这是研究基础；第二，出土人骨的性别、年龄鉴定结论必须尽可能精准，这是研究成果客观的前提；第三，在编制史前人口寿命表时，收集的有关人口数据必须经过分析与修正，不能机械地使用。

        目前史前人口研究普遍存在两处误区：一是忽略婴儿死亡率分析，即没有充分考虑史前时期极高的婴儿死亡率这一情况，导致推算出的史前人均寿命普遍偏高；二是把平均寿命与平均死亡年龄混为同一概念。

        我能在史前人口研究上小有收获，与贾麦明、张宏彦诸位老师一直以来的鼓励与指导是分不开的。

        陈一飞：能取得一定的学术成果，固然离不开老师对学生的深刻影响，但也需要自身的不懈努力。如今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每年都有大量毕业生进入各地考古研究所工作。作为前辈，您认为我们这些学生更需要提升哪些能力才能受到用人单位的重视？对于学生的就业和职场发展，您有什么建议吗？

        辛怡华：其实，学生在学校所学的不只是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学会解决问题的能力。无论是企业还是事业单位，招聘新人的核心目的，正是为了解决自身当前面临的问题与困难。能够解决面临的问题，本身就是一种关键能力的体现。现在的同学们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手机和网络上，所以自己真正用于学习方面的时间就相应减少了。不过话说回来，如今科技与网络如此发达，遇到不懂的问题，上网一搜就能找到答案——这在我们那个年代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说，现在的学习手段和机会其实有很多，关键在于是否处处留心、用心去把握。即便是在学校期间缺少这方面能力的培养，工作以后也不必过于担心。态度本身就是一种可贵的素养，只要你保持端正的态度，虚心向前辈和老师请教，他们通常都很乐意倾囊相授，况且工作能力本就是在实践中逐步提升的。

        虽然当前大学毕业生整体就业形势严峻，但考古专业的就业情况相对较好一些。如今不少岗位开始要求本硕专业一致，本质也是为了筛选适配人才、缓解竞争压力。就我们宝鸡市考古研究所而言，前几年招聘只要求考古或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但有时会出现达不到开考比例这一情况。目前，地市、县级文博系统缺少专业科班人才，扎根基层踏实历练，同样是很好的成长路径。

        西大学子骨子里都传承着“公诚勤朴”的校训，为人朴实、做事低调务实，这种品性在文博单位格外受欢迎。现在部分年轻人容易受外界风气影响，产生躺平、摆烂心态，也不愿吃苦受累。我想说，职场从不需要刻意投机取巧，只要坚守岗位职责、踏实履职，为单位和行业实实在在做事，领导和同事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单位负责人也一定会给踏实肯干的年轻人提供施展才华、实现专业价值的平台。

        陈一飞：老师，您前面分享的见解与建议，让我们受益匪浅。最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您在就读于西大时，咱们西大考古才设立了30年，不知不觉间现在已经走到了第70个年头，有什么话想对母校说的吗？

        辛怡华：正如我刚才所说，西北大学和西大学子，始终恪守“公诚勤朴”校训，低调务实、脚踏实地、潜心治学、认真做事。尤其是西大考古，七十年来扎根三秦大地，为全国考古行业培养输送了一届又一届能吃苦、能下田野、能做研究的实干人才。衷心祝愿西大考古继续深耕周秦汉唐文明沃土，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系统梳理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续写考古事业薪火相传的新篇章。

        这里还想对在校学子说几句：大学四年转瞬即逝，时光匆匆一去不返。1989年我们即将离开西大校园时，心中满是不舍与怅然，刚刚熟悉了大学生活，知道了怎样才能珍惜大学生活的时候，突然就必须离开这里。再来西大时，已经物是人非。希望同学们珍惜大学宝贵光阴，把每一天都过得充实有意义。

        人的一生当中，同窗情谊格外珍贵。大学要多参与集体事务、多为同学服务，当下或许会辛苦一些，但多年后回望过往，只会倍感自豪与温暖。考古工作本就讲究团队协作、互帮互助，大学集体生活正是最好的磨合与历练。要学会融入集体、珍惜相处时光，珍藏彼此相伴的点滴温暖与感动。等到步入中年、退休之后，再想重温纯粹的集体生活，便再无机会了。愿同学们珍惜当下韶华，珍惜难得同窗之谊，不负母校培养，不负青春理想。

        陈一飞：感谢老师以亲身经历娓娓道来，既让我们感受到西大考古七十载的薪火传承，也让我们懂得珍惜大学时光、珍视同窗情谊。再次感谢老师耐心分享，给了我们宝贵的启发与指引。本次采访到此圆满结束，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