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适逢西北大学考古学科成立七十周年。七秩春秋，薪火赓续，一代代西大考古人深耕田野，潜心治学，共同铸就了学科深厚的底蕴与独特的气质。为留存这份珍贵记忆，本公众号特开辟“西大考古口述史”系列专栏，将陆续刊发对学科前辈的专访文稿。这些来自亲历者的亲口讲述，既是西大考古七十年风雨兼程的生动见证，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的珍贵缩影。谨以此系列回溯学科来路，致敬前辈风骨，启迪后学新人，共贺七十华诞。

        本期推出刘成老师的专访，采访以线下形式开展。采访时间为2026年6月22日，采访人为2023级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辅修学生陈弈非、郑宇昊，整理人为2024级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本科生刘宇辉。

       访谈人介绍:

        刘成，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原文物保护系主任，原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专业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岩画学会理事。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子课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国家文物局科研基地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多个科研项目。参与编著高教出版社《科技考古学概论》和《文物保护技术实验》专业教材，合著《东莞红砂岩文化遗存保存状态评估与保护方法研究》。完成30余项金属类、石质文物、壁画、岩画的修复保护项目。先后在《Archaeometry》《 SCIENTIFIC REPORTS 》《Acta Geologica Sinica‐English Edition》《HOLOCENE》《Studies in Conservation》《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考古与文物》《中国岩画》《中原文物》《文博》《西部考古》等刊物发表文章30余篇。

        访谈内容：

        陈弈非、郑宇昊：刘老师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作为辅修文物与博物馆学的本科生，我们也很荣幸能聆听您的分享。我们想先从您的学生时代谈起，我们了解到您是“分析化学与考古学专业毕业，获理学,历史学双学位”，想请问您最初选择这个专业的初衷是什么呢？

        刘成：这个说来话长，在我八十年代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底下都不怕”。家里的要求就是理工科好找工作，但是我个人爱好是文史。我高中时候的历史课经常是满分，但是，因为高考不选文科就选理科，不选理科就选文科，它不是交叉的，所以我当时选的理工科。因为当时高考的化学成绩是满分，所以老师就推荐我学化学。

        然后选西大的原因也很特别，因为我们家在西郊的西电公司，我妈妈就说选离我们家最近的大学，就是西北大学，我就报了个离家最近的大学，所以我选择西北大学是属于完全没有特别地去设计，就是想去学化学，离家近，就这么简单。

        到了85年的时候，咱们当年的校长张岂之先生，特别宏观地看到了未来趋势发展应该是文理交叉的，当时号召我们大概60个同学文史哲工互相跨，必须是文科理科跨，理科工科跨，当时我们那一届刚好可以报，我就刚好想学历史学考古，就从理科跨到了考古专业。当时的要求是：我是大三，大三刚结束，大四还要继续读第一学位。但是第二学位的四年课程必须要在两年学完。就是我大四的化学和考古的大一、考古的大三，三年的课程在一年完成。等到第二年我化学毕业了，那我的大五的时间实际上是学的大二的考古和大四的考古。所以我用了6年的时间，准确地说应该是用了5年的时间完成了6年的课程要求。双学位是87年毕业的，所以就在这个背景下，一个感谢张岂之先生给了我一个机会可以跨科，还有一个学到了考古的时候才感觉到其实文理之间是互通的。因为理工科的化学的常识、公式、机理完全可以分析在人文体系里的逻辑关系。所以他们之间是可以互相参照的，我非常享受这个交叉学习。

        陈弈非、郑宇昊：您在西大读书的时候，这样的“双学位专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学模式呢？人文社科与理工科，在您看来会不会有很大的鸿沟？

        刘成：理工科跨到文科的跨法都成功了，我们那年的60个双学位，据说只有12个同学是顺利毕业的。从理工科跨到文科的同学顺利毕业了，但是从文科跨到理工科的基本都不成功，可能是因为人文的文史知识来自于宏观的，它是一些实践，但是理工科的知识要求是要有逻辑，要有自然存在的规律。而拿规律学过的学生去学习宏观的世界，他完全可以解析，他可以用热力学机理、用电子轨道去解释人的行为，只要把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规律发现了以后，它无非就是些数字。按年代排好以后，在地理背景下去看历史社会的发展，我们很容易理解，这个历史到那个历史变化的背后是什么原理。所以我们在学文史的过程中是一种享受。

        陈弈非、郑宇昊：您当年学习，有什么特别有趣、印象深刻的课程吗？

        刘成：在六年的大学学习过程中，基本每一门课程都很吸引我。每一门课都有自己特别的一些地方，在学习理论的课程上，大家当然都在努力地去发挥。在综合实习，比如说考古实习这门课程，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特别考验人的大脑，跟老师的交流也是一对一、很接近。比在课上学习要有更多的乐趣，具体到哪门课我现在觉得好像每门课都很有乐趣，都找到了自己想要学到的东西，但是考古实习是让我印象最深的。

        我记得你们在之前的系列里采访了张宏彦老师，张宏彦老师也是我们在考古实习的时候指导我们综合实习的老师，当时我们的老师配置非常地豪华，5个学生，6个老师，我们的考古实习很特别，用的是校长经费。当时在暑假，就给我们5个双学位的学生专门安排了一场在扶风案板的考古实习。今天我们的陈洪海老师、钱耀鹏老师都是我们的辅导员，他们当时在读硕士。王建新老师、张宏彦老师是我们的指导老师，然后王世和老师是我们的总指导，这五位老师是带我们的。还有当地的扶风博物馆一个姓王的馆员，也在协助带我们实习，所以我们五个实习的学生有六个老师的这样一个团队。在整个实习过程中找到的专业的乐趣也好，生活乐趣也好，教师影响学生的人生哲理，影响学生的三观都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实现。

        刚才说到综合实习，当时我们这几个孩子，每个学生的实习都是一人一个探方，我的这个探方是最辛苦的，挖了7个灰坑互相打破，非常辛苦。我们另外一个学地质的同学，叫付勇，后来他留校当老师，跟我一样。他学地质，他挖出很多骨骼，除了人类骨骼还有动物骨骼，他非常得意。我就拼命挖灰坑，灰坑里一个陶片都没有，全部都是打破关系，所以那次实习给我的感觉特别难忘，都在锻炼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判断能力。尤其是夏天，太阳特别热，我们刚把地上清理干净，想看谁打破谁，但是地面干了，看不出来就继续再喷水，等它半干的时候再来判断，非常地辛苦。当时我就萌生科技考古、物理技术可以用在这个灰坑里。因为它判断的是土壤不同，土壤不同背后判断的是它的组成不一样，电解质不同，有机质不同，所以颜色不同。总之是根据地理环境不同来研究不同，那我们完全可以用万用电表，看电阻率就可以知道了，那时候我就觉得考古的发掘里一定需要有大量的我们理工科知识的应用的。

        我们的一个同学学地质，他是学那个古脊椎动物的，他帮着老师鉴定骨骼的种类。我们那5个学生里，3个学化学，是我们班同学，1个学地质，1个学生物，我们等于是三个学科跨到一个考古学科里，所以那次考古实习让我感觉每个专业都可以在考古中发挥很大的作用，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陈弈非、郑宇昊：在学校里，当时您和同学的课余生活是怎么样的，有什么和现在特别不同的活动吗？

        刘成：纯化学的时候，我们比你们开心得多。我自己喜欢打排球，我还是我们学院排球队的二传。那个时候我们上课时就上课，很认真，只要是下课一定是在操场上，一定在打球。然后就是骑着自行车去旅游，我们骑自行车可以骑到乾陵，从老校区骑到乾陵，骑整整一天，所以我们在课余生活里应该能感觉得到，在脑力、体力的提升，同学之间的关系这些方面都是在这种课余活动里面去完成的。等到双学位的时候课程太重了，就没有时间打球了，也没太多时间去乾陵这些地方了，但是老师的教学参观依然特别喜欢去，老师带我们去过之后，我们再有时间就自己去看，那个时候就有了考古基础，再到博物馆、再到遗址我们就有自己的判断。所以在双学位的背景下，我们的课余生活，包括看书、聊天，都会有不同的地方。

        我们的宿舍是双学位的宿舍，一个宿舍里有学哲学的，有学英语的，有学中文的，有学生物的，有学化学的。我们5个人在一个宿舍里每天聊的都是自己专业的不一样的东西，所以那两年比我们四年的脑洞要打开得大得多得多。所以双学位本身对我们这群孩子影响很大，虽然有的孩子毕业了、有的没毕业，但是真的影响很大，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宿舍是按研究生待遇给我们分配的，但是我们得到的实际上要比硕士学位更广泛，交流更多一些。这对我后来留校工作是有很大帮助的。

        陈弈非、郑宇昊：我们了解到您当初肩负组建文保教研室的任务，当时您毕业既然我们学校还没有“文物保护系”，那相比于考古研究院、博物馆这些单位，您当时为什么选择继续留在西北大学工作？

        刘成：我前两天看见你们采访张宏彦老师的时候他说：“不是我选择西北大学，是西北大学选择我”，我跟他的答案是一样的。我在毕业的时候很想去陕西历史博物馆，当时党委的刘书记找我们谈话，那时候刘书记就说，我们计划要组建科技考古方向，要组建文博教研室，我的导师王世和要筹建文博教研室。我和付勇，他是学地质，我是学化学，书记说：“你们俩必须要留下来，留下来加入到文博教研室。”那时候钱耀鹏老师和陈洪海老师还没毕业，他们还是研究生。那时候被留校我们没有任何的意见，我们当时想的是陕历博要筹建，想的是到时候去陕历博发挥作用，后来想着组织说了算，组织叫我们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我们就留校了。

        当时我留校的任务，我和付勇俩人讲一门课叫《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这门课程当时北京大学开了。我们俩合起来开这门课，这门课主要的讲课对象是考古专业，后来第二年到88年就要给博物馆也开这门课。那时候还没有我们文物保护，还没有提到“文物保护”四个字。

2010年10月，主持虎门鸦片战争铁炮保护项目结项，同时成立文化遗产学院教学科研基地

        陈弈非、郑宇昊：另外我们看到，您曾经获得过讲课比赛、教案展评、教学质量的奖项，也获得过优秀教师的称号，您在留校之后，是怎样一步一步提升学术思维并完成向教师身份的转变的呢？

        刘成：这个就说来话长了，我刚才提到我们讲这门课，在88年的年初突然给我一个任务，要开一门课叫《文物保护概论》。对于我来说，当年88年是刚刚24岁，我学的专业是化学加考古。那么文物保护是什么、讲什么、做什么，所有由我们自己来决定。在刚刚进入到工作岗位的时候领导给我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那我肯定要努力完成。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困难，基本上把图书馆各个门类的书都借了。首先什么是文物，文物就是日常百货，文物就包括了陶瓷、青铜器、铁器、皮革等一大堆都得去看，否则怎么讲课呢？还有要写《文物保护基础》这本教程，这本书的体例怎么写、怎么划分，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就是你的大脑里思考如何把一个学生变成跟你一样的人。比如说我毕业了，我现在的毕业论文做的是文物保护，青铜器保护，现在我要教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既然面对的是你，你怎么把他变成跟你一样的人？

2025年春节接受央视焦点访谈栏目采访，介绍主持的宝鸡青铜博物院青铜器保护项目

        结合我的知识背景，这时候还要把所有的文物门类做一个筛选：文物都分哪些类。那时候的大脑冒出一个概念是文物分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那时候觉得博物馆里面是一种文物、博物馆外面是一种文物，那它就是可移动和不可移动。那可移动文物里面的有无机有机之类的区分，我们当时学的是化学，所以想到无机和有机。所以我们今天的分类就是我们当年思考的：有机类是一类文物，无机类是一类，然后环境是一门，不可移动是一门，就这四个课程体系。我的导师叫程德润老师，是我的化学老师，我就请他来当我们的教研室主任。要成立文保教研室，那么程老师又请了王蕙贞老师，又请来了王丽琴老师，就我们四个组建。我们不是分了四块吗？有机质文物保护就王蕙贞老师来负责，无机质保护就王丽琴老师负责，那么博物馆与环境就交给了程德润老师，我就负责不可移动。我们4个人一分工，就是教学的体系，当时我88年写的那个教材基本上就是这个思维。只是不一样的是每一样文物都要去看，看这一类文物的制作工艺、组成。

        文物劣化了，为什么劣化了？怎么保护？我去查文献。那时候查跟今天不一样，今天你们是上网查，当时我们是要翻所有的期刊，尤其是会议资料，会议资料这部分查完，就把图书馆的书借遍了，然后还要再讨论全世界在干什么？怎么干？中国内有哪些人在干？在那个时候文保工作刚开展，能查的书不多，能查到的项目也不多，我通过了10个月，到88年10月份，我拿出一本15万字的讲义，然后我的老师王世和老师还专门安排人打印出来了，打印出来了200多本，我们的《文物保护教程》把它变成我们博物馆专业的教材。那时候我们要招10年的文博系统博物馆班，然后我们也招了第1届的博物馆专业，88届，那么我们博物馆的教材就用200本，当时觉得200本够，一年就招30个学生，但是后来很快就不够了。到了94年的时候我们王蕙贞老师和爱人宋迪生老师拿到了一笔经费通过四川教育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叫《文物与化学》，那本书就是把这个印刷本变成了书本，我们更多的老师来编写，教材的问题就解决了。

        当初留下来筹建文物保护这个专业，其实是按照我们个人的知识背景，我们的第1届学生是90年招进来的专科生，是三年制，学的是我6年的课程。

        我们刚才说没有文保系怎么成立文物保护教研室？那个时候在西北大学有一个叫文物保护研究室，是外事办的主任当这个主任，是校长负责制，每个系都有一两个老师，我的老师也在这个里面，当时是陕西省的文物局和意大利有一次交流，认为有文物保护科学保护的需要，陕西省文物局就希望西北大学来做文物保护，所以当时物理系、化学系、化工系、生物系还有外事办我们就组成了一个教研室。我刚留校，当时我是里面最年轻的一个小孩，当时张岂之校长说文物保护专业是历史系，就不放到化学和物理里面，其实当时教研室历史系就我一个。原因就是历史系有考古，文物保护任务是保护文物，文物在历史这个门类，今天我们再回来看北大也是放在考古专业下，我们在考古专业下，现在的吉大也是在考古专业下。凡是放在考古学科，后来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会觉得很准确。因为毕竟我们文物保护是考古学科的一个分支，我们在为他们服务同时我们也做我们的考古研究，科技研究是文物保护的一部分。我们文物保护是保护文物的安全性，博物馆实际上也是文物的展出，大家都没有摆脱考古的架子，考古就是展示所有的文物的，当年是各个方面，所以按照这个思维方式，张岂之先生把文物保护设在考古历史专业。

        定点定位定准了，我又刚好经历了这两个学科的学习，这个教学大纲培养计划是合理的，再后面，无非解决学生进来后的教材问题、实验标本问题、场地问题。所以刚才问我讲课比赛也好，优秀教学也好，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你要出色地完成，必然就会养成很好的积淀，这个积淀就是你要备课，就是你要看很多知识书，你的专业就变得综合，然后你自己写的教材，你来讲课，你能讲不明白吗？你肯定讲得很明白，学生能听懂。同时，这个实验室是我自己设计，实验课也是我设计，实验讲义是我写。那学生在做实验的时候，我每一天都会知道他在做什么，每次做实验都知道他错在哪里对在哪里，学生也会服帖你，也就是说当这件事成为你个人生命中的一件事情，你一定会做得很好，而且你根本不是为了拿优秀才做这件事，而是为了让自己专业发展。

        我当年拿到实验室建设经费时很激动，整个陕西省文物局给了我们西北大学200万，在88年的时候，200万是很天文的数字，是可以盖一栋楼的。我们西大把老图书馆作为文博学院楼整体改造，我被叫去谈话时，给了我50万，1/4建文保实验室。这50万对我来说是到什么程度？我当时的工资是80块钱一个月，那50万是什么概念？我的设计是按30个同学同时做实验，所以我们当时占了半层楼，就是二层楼的东边一半全是我们的实验室。每一张桌子、每一个插座、每一台仪器的电流是多大、电阻是多少，都是我一个人设计的。我那时候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筹建实验室，要跑很多地方把实验室建好，建好的时候是化学系的实验室，因为我的知识背景是化学系，就是按化学系的模式，只不过就是把文物融进来，有高温室、有分析室、有环境室等等。89年实验室建成，90年开始使用。

2018年7月，在工作室修复青铜器的工作照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也就是说历史给你创造了一个让你去创造的机会，然后让你去兑现你的能力的机会，那你所做的一切就会觉得这很值得。直到93年招第1届本科生这才意味着出现了实习的问题。所以后面在我们整个教学环节里，实验室解决了、实习解决了、教材解决了、人员解决了，我们就走向了正轨。

        陈弈非、郑宇昊：您刚才说给考古写了一本又给文保写了一本书分别是什么？

        刘成：那是一本书，一本书它是给两个专业用，考古本科生有一门课叫《文物保护概论》，有一门课叫《科技考古学》当年叫《科技在考古中的运用》，那么这两门课都是我上，《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运用》后来是赵丛苍老师领衔，我们合作写了一本这个《科技考古学概论》，那个也是我在88年就开始上课开始讲，《文物保护学》这个概论是在88年10月拿到这个讲义就开始用了。后来《文物与化学》出来以后，就200本早就没了，前一段时间有同学从当当上给我买了一本送给我，我自己都没有了。就是当年解决的第1本教材就是教这个，就是我自己把这个文物组成、文物损坏机理、还有文物保护环境还有案例就成为一个讲课的一个模式。然后后来讲课就是讲某一类文物，它的发展历史是什么？怎么做出来的？为什么会坏的？如何去保护？就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论。之后就按照这个方法论一类一类地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