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适逢西北大学考古学科成立七十周年。七秩春秋，薪火赓续，一代代西大考古人深耕田野，潜心治学，共同铸就了学科深厚的底蕴与独特的气质。为留存这份珍贵记忆，本公众号特开辟“西大考古口述史”系列专栏，将陆续刊发对学科前辈的专访文稿。这些来自亲历者的亲口讲述，既是西大考古七十年风雨兼程的生动见证，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的珍贵缩影。谨以此系列回溯学科来路，致敬前辈风骨，启迪后学新人，共贺七十华诞。

        本期推出刘余力老师的专访。采访时间为2026年8月5日，联络人为任萌老师，采访人为研究生陈一飞。

        访谈人介绍:

        刘余力，1999年毕业于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获学士学位；之后分别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郑州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洛阳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景德镇陶瓷大学研究生导师。现为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人文社科类），河洛文化领军人才，洛阳市中青年社科专家，洛阳理工学院青年学术带头人，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从事考古学、古文字学等教学工作，研究方向为两周考古、古文字、古都文化等。先后在《文物》《江汉考古》《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中原文物》《青铜器与金文》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5篇，其中CSSCI 16篇，中文核心10篇。出版专著2部（权威出版社）、教材2部，参编著作4部，主持省部级课题5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项目各1项）、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重大项目2项，承担其他市厅级课题8项，成果获省市级奖6次。

        访谈内容：

        陈一飞：刘老师您好，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您交流。距离上次与您见面一晃已经过去五年，时间过得很快。您本科就读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想请教您，当年是什么契机，促使您选择报考西北大学考古专业？

        刘余力：我是二十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那时候考古专业还是冷门专业，不被大家熟知。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虽然在历史课本上看到过“考古”这个词，但是当时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我身边也没人知道什么是考古专业，不清楚考古专业学什么，几乎没人谈论这个专业，所以我当时对考古专业并不了解。实事求是地说，我高考第一志愿报考的是法律专业，最终因为分数的原因被调剂到了考古专业。虽然是调剂入学，但我当时完全没有抵触，到学校之后就努力学习，很快就喜欢上了考古专业，之后也一直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直到现在。

        陈一飞：回望您的本科时光，在专业学习或是田野实践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印象很深的困难，或是令您难以忘怀的经历？

        刘余力：我在西北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留下了很多难忘的时光和美好的回忆，这里简要地回忆几件事。

        先说一下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刻：当时要想获取学习资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我们那时候上课，一半以上的课程都没有现成的教材，全靠老师讲解，我们边听边写笔记。要是老师讲得稍快一点，笔记就容易记不全，课后需要借同学的笔记补全没记下的内容。那时候西大图书馆考古专业的书籍不算多，而且每种书一般只有两三册，那么多学生都需要，所以想借到需要的书非常难；再加当时互联网还没有普及，根本不可能从网上获取资料，这些都给我的学习带来了不小的阻碍。并且那时候复印价格对学生来说成本太高，没法大量复印书籍，只有老师们偶尔会复印一些资料，我们学生大多只能靠借书或者抄录，有条件的才会买几本资料。不光我个人，当时大家基本都是这样解决问题的：第一，能去图书馆借就去借，可大部分时候都借不到想要的书；第二，力所能及买几本。我印象特别深，当时在西安的一个书市买到了心仪已久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特别开心。因为老师上课讲的内容，在这本书里多多少少都有涉及，而且非常权威。买到书以后我特别高兴，也很爱惜，还专门给书包了封皮。这就是我当年在西大学习时印象最深的困难了。

        在西大学习时，咱们的老师们都非常好，让我领略到了什么是师者之风。如钱耀鹏老师，他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是我的偶像。钱老师在我们上本科的时候，考上了北大的博士，我们都觉得他非常了不起。钱老师学问做得很好，他有时候发表了文章，还让我们去复印。不仅这样，钱老师对学生也非常地友善、关照。记得有一次放暑假之前钱老师要搬家，他担心搬家公司会把书弄丢或是弄坏，所以就找了我们班的几个男生去帮忙。在搬书的过程中，钱老师特意跑到超市给我们每人买了一瓶当时最时尚的饮料，好像是雪碧，给我们解渴。搬书结束后，他又特意请我们几个男生去餐馆吃饭。整个搬书的过程不长，也没费什么功夫，但是钱老师又是给我们买饮料，又是请我们吃饭，他对学生的爱护，由此可见一斑。这件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启迪我做为一个老师，也要像钱老师这样去关心爱护学生。

本科阶段参观成都武侯祠（左三为刘余力老师）

本科阶段参观耀州窑博物馆（后排右一为刘余力老师）

        陈一飞：西大考古曾在三峡地区开展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工作，从三峡工地也走出了一代又一代西大考古人。之前访谈的不少老师和校友也多次提到过那段三峡发掘的经历。想请问您，三峡考古的这段经历，对您个人的考古生涯带来了哪些影响？

        刘余力：三峡考古是我第一次参加的田野考古发掘项目，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坚定了我今后从事考古工作的信心与决心。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我负责的一个探方里发现了一条古代水沟遗迹，旁边还有人脚印和牛蹄印。当我通过刮面刚发现水沟和牛蹄印时，张宏彦老师过来了，他觉得这可能是重要的遗迹现象，于是指导我如何发掘，并且他也和我一起刮面。经过多次刮面，在水沟和牛蹄印旁边还发现了大量的稻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水稻遗迹。这个重要发现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也让我感到十分震撼，深刻领略到了考古学的神奇与魅力。这是三峡考古对我影响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通过三峡考古我对考古类型学、地层学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参加三峡考古发掘之前，我主要是通过考古学概论、田野考古学这些课程和阅读两本著作了解地层学和类型学，以及它们在考古中的运用。一本是俞伟超先生的《考古学是什么》，另一本严文明先生的《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三峡考古发掘是我第一次把地层学和类型学运用到田野实践中，也是我深入理解考古地层学、类型学这两大核心理论的过程，对我之后从事考古工作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三峡期间，有两件小事让我印象很深刻，也跟张宏彦老师有关。第一件是张老师带领我们到长江边去捡石头，教我们如何制作石器，并教我们辨别石器和自然石头的区别，比如打制石器有哪些特征。第二件是当时有一位村民家里收藏了一把青铜戈，他拿到工地上让张老师辨认。张老师当时说这是一把春秋时期的铜戈。多年以后我进一步回忆此事，感觉张老师当时的判断非常准确，这把戈就是春秋时期的器物。但大家要知道的是，张老师的研究方向并不是夏商周考古，而是史前考古。张老师虽然研究史前考古，却对三代青铜器有深入地了解，让我觉得咱们西大的老师知识非常渊博。

        日常工作和生活方面，我感觉当时的条件还是不错的。我们都是在当地租房子，租的是村民的楼房，条件还算可以。一般是两个人住一间，还专门请了厨师做饭。中坝子和上中坝的环境很好，靠着长江，山清水秀。当地广泛种植橘子，我们探方旁边都是橘子树。我们在三峡发掘时正值橘子成熟，树上挂满了果子，但老师们时常提醒：“咱不要随便摘别人的东西。”大家都很自觉，没有私自摘过村民的橘子。村民们很热情，他们会在我们休息的间隙，去摘一些橘子分给我们吃。

        我们在工地上也是很愉快的。住的地方离工地不远，吃完饭后大家一起背上自己的包，拿上手铲等东西有说有笑地去工地。在工地参加考古发掘的过程也特别充实。结束一天的工作，晚上一回到住的地方，洗漱完就能马上睡着，因为白天实在太累了。工地上我们每个人负责一个探方，第一次挖探方是非常忙的一件事，从耕土层开始一直挖到生土层，整个过程包括中间的绘图都由我们自己完成，还要安排民工的任务。在工地上的一天，除了中间休息十几分钟，其他时间一直在忙，基本没有闲下来过。每天下工之前，大家除了把遗物都收集好，还要将探方打扫干净，探方日记也要在工地上写完。当时是刘瑞俊老师负责整个工地的摄像工作。遇到一些遗迹，我们画好图之后，就要赶快叫他过来照相，他需要来回奔波于各个探方之间，任务很重。而且胶卷相机拍完照以后，我们还得在探方日记和登记表上标注摄像号，胶卷的编号和遗迹编号都得记上，不然到时候就对不上了。参加三峡考古发掘，虽然很累，但确实很快乐，收获很大。

1998年中坝子遗址工地合影（右一为刘余力老师）

1998年中坝子遗址工地合影（后排右八为刘余力老师）

        陈一飞：您先后在西北大学、中科大、郑州大学完成本硕博阶段学习，横跨三所风格迥异的高校。不同学校的学术氛围、治学范式有什么差异？跨校求学给您带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刘余力：就这个问题，我只谈一下我自己的理解。我本科就读于西北大学，硕士就读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就读于郑州大学。我觉得这三所高校都是国内非常好的学校，如果说我取得了一些成绩，那也得益于这三所高校的培养。就我个人的理解，这三所高校在学术氛围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比如西北大学，我觉得学风非常朴实，强调基础、重视基础研究。当然，这只是我求学阶段对学校的一种理解，可能不够准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我觉得它学风很务实，但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它强调创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师们，包括各个团队，都强调创新，他们会尽量提出一些新观点。此外，中科大还鼓励多学科的合作。而郑州大学，我觉得它是一种多元包容的风格，理论与实践并重。

        我觉得跨校到不同高校求学，最大的好处就是能避免知识结构同质化、单一化。不同学校有不同的学风，各位老师也有不同的治学方法，这样就能尽量避免知识同质化和单一化，既可以兼收并蓄，也能领略不同高校的治学风采，学习不同导师的治学方法。

        陈一飞：刘老师，您对商周时期的铜器铭文有许多的研究。从考古学研究的视角来看，很多考古同学会纠结“考古田野”和“古文字、文献考据”如何平衡，想请教您，您在研究当中是怎样兼顾实物资料与金文、传世文献的？另外该如何搭建起自己的古文字知识体系？

        刘余力：结合我个人的研究经历谈一下我的看法。田野考古资料、古文字资料、传世文献资料，都是研究古代人类社会需要用到的核心资料，将这几种资料综合使用，就是我们常说的“二重证据法”或“多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由王国维先生在二十世纪20年代提出，经过后世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与实践，已发展为“多重证据法”。多重证据法如今已经成为考古学界、历史学界普遍认可和使用的研究方法。多重证据法强调以田野考古资料为基础，综合运用古文字材料与传世文献资料，结合多学科方法，对具体问题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我个人非常认同多重证据法，也一直将这种研究方法贯穿在我的整个学术研究中。

        实事求是地讲，我学习古文字是半路出家。我本科在西北大学读书，当时学校虽然开设有古文字这门课，老师教得也很好，但古文字本身学起来难度大、入门难，我本科阶段其实学得并不好。当时我们有个同学叫吉笃学，他学习古文字的兴趣比我们所有人都浓厚。我记得当时他买了一本《说文解字》，没事儿就摹写书上的小篆字形，但他硕士阶段就不做古文字了，之后也基本没再从事相关研究。我硕士毕业论文选题是先秦货币，先秦钱币上有很多古文字，这就迫使我进一步学习古文字知识。当时我在合肥读书，有个便利条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离安徽大学很近，我在征得何琳仪、徐在国两位先生的同意后，就去旁听两位老师的古文字课。我的古文字启蒙老师，除了洛阳的蔡运章先生之外——他是我在中国科技大学读硕士时的合作导师，就是何琳仪、徐在国两位老师。硕士毕业之后，我还能够继续做古文字、金文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因为我到洛阳工作后，能接触到不少尚未公布的铜器铭文材料，也就是我们说的新资料。可能是我的性格原因，我一看到这些新资料，就总想弄明白这是什么字、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一定要把这些问题搞清楚。洛阳的这些新资料进一步激发了我学习古文字的兴趣，也给了我研究的动力。当时新材料的研究成果相对更容易发表，而我们每个学者都希望自己的文章能顺利发表，在这些条件和契机之下，我学习古文字的兴趣越来越浓，动力也越来越足。

        就我的理解来说，学习古文字是需要方法的。虽然有人自学也能掌握，但古文字学习确实需要科学的方法。我认为，学习古文字首先要掌握字形，字形是考释古文字的关键：通俗地说就是首先要确定这个字对应现在的哪个字，不能认错字形。那该怎么掌握古文字字形呢？很多开设有古文字学相关专业或方向的高校，都要求学生摹写甲骨文、金文等字形，我觉得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学习古文字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除掌握字形外，更重要的是解释这个字的含义。而解释字义的功夫，其实并不局限在古文字这一学科内部，更依赖相关知识的积累。若你对古文献、考古学、历史学的知识积累越丰厚，对古文字的解释就可能越准确。所以学习古文字，首先要立定志向，除字形学习外，更多需要我们积累深厚的相关知识。说实话，我觉得学习古文字是一件颇有难度的事，需要一直坚持不断学习。确定字形本身难度不算大，但对文字的正确释读，比隶定字形要更困难。

        陈一飞：刘老师，我们注意到您近些年持续关注西周成周相关研究。想请教您，结合您对成周研究的积累，您如何看待西安地区宗周的定位、性质，以及宗周与成周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刘余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学界认为西周时期有三座都城，你刚才已经提到了两座，实际上自西而东、自早而晚分别是周原、丰镐、成周。周原前几年发现了西周晚期的小城、大城城墙，能确定西周晚期周原还在继续使用，所以我们现在基本能确定西周时期是多都制，有三座都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周原、丰镐、成周。要想搞清楚宗周的定位和性质，不能孤立地看这一座都城，需要将它与另外两座都城进行对比研究，也就是说要将三座都城放在一起综合研究。西周时期延续了夏商时期多都制的思想，在黄河流域自西而东、自早而晚设立了三座都城，这三座都城东西千里连成一线，便于周王室对全国的统治，特别是营建成周，就是为了控制东方。我们知道，周原位于陕西西部岐山脚下的扶风、岐山两县交界处，丰镐位于今天陕西中部西安长安区一带，成周在今天的洛阳一带。这三座都城的兴建、使用和变迁都不一样。

        周原始建于西周之前的先周时期，兴盛于西周中、晚期，废弃于西周灭亡后。丰镐的兴建时间比周原稍晚，兴建于西周初年文王时期，从西周早期至西周晚期一直较为兴盛，西周灭亡后废弃，兴盛的年代在三座都城中最长。成周始建于武王时期，兴盛于西周早中期，衰落于西周晚期早段，之后便逐渐废弃，目前较少发现西周晚期的相关遗迹。我曾在2014年第4期《江汉考古》发表过《论西周成周的变迁》一文，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

        三座都城的地位也各有区别。总体而言，周原、丰镐、成周都是西周都城，都可算作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但具体职能各有侧重。比如周原在西周时期主要行使祭祀功能，政治地位突出；丰镐亦即宗周是西周时期的主要都城，政治地位、军事地位和文化地位都十分突出；成周的经济地位尤为突出，甚至比周原、丰镐更为重要。《史记・周本纪》记载“营成周洛邑，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意思是西周时期，各诸侯国尤其是东方、南方的诸侯国缴纳贡赋，都先交到成周。成周位于当时的天下之中，交通更为便利，尤其是对东方、南方诸侯国来说更是如此，各地贡赋先汇集到成周再进行分配，因此它的经济地位十分重要。此外成周的军事地位也很重要，金文和传世文献都记载，周王室在成周屯驻了“成周八师”，铜器铭文也多次提到，周王室发动对外战争时，都会在成周集结军队。综上我认为，三座都城的地位和作用是存在区别的。

        接下来谈谈你提到的丰镐与成周的互动，我认为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政治层面，根据文献记载，西周时期周王会根据实际需要往返于丰镐和成周两地，通常以丰镐为常驻地点，遇有事务则会前往成周停留处理或居住，这是二者在政治上的互动。第二是经济层面的互动，东方、南方诸侯国进贡的财物会先汇集到成周，再根据需要调拨到丰镐或其他地区。第三是军事层面的互动，周王室开展军事行动、发动战争时，丰镐可能是挥中心，但会专门在成周集结军队。整体来看，西周虽然设有三座都城，但从政治、经济、军事三个层面的互动也能看出，所有都城的设置都是为了满足周王室统治全国的需要。

2024年刘余力老师在新疆哈密进行田野考古调查

        陈一飞：听了您的观点，真的受益匪浅。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不少考古专业学生时常会遇到理论学习枯燥、田野条件艰苦、难以确定研究方向等现实困惑。回望您的求学经历，您有哪些经验与体会可以分享给在校学生？

        刘余力：其实也谈不上什么经验，我就说说我当时的情况。我们那时候没有太多选择，能考上大学就已经觉得很荣幸了，不管学什么专业，都不会过多考虑就业的问题。但不是不想考虑，是那会儿就算考虑了也没用。所以我入学之后，一心只想着怎么把专业学好，不像现在信息这么发达，刚入学就会想着毕业以后是考公还是考研。我们那时候没想这么多，心思都放在怎么在学校把专业学好上。我觉得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确实是这样，如果你对考古学感兴趣，自然就会主动想办法钻研，而不是被动地学习。

        关于田野条件艰苦这个话题，我现在也经常带学生去实习，或者自己去一些工地参观。近些年，田野考古的条件在不断改善，我觉得对于考古工作而言，条件已经相当不错了。举个例子，现在去实习，我们可以住活动板房，通常还装了空调，有自来水，有淋浴间。这对我们这些当年实习的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候没有空调，工地上也没有自来水，需要打井水。所以说，条件艰苦是相对于其他专业而言的，但如果从纵向对比、从时代发展的角度来看，现在从事考古工作已经比较幸福了，因为条件真的没有那么艰苦了。

        说到在校学习的学生会有一些困惑，我觉得这是正常的。现在信息已经很发达了，大家一上大学可能就会开始考虑毕业后要干什么，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更重要的是，同学们或许可以借鉴我当时的想法：首先，将专业学好。即便将来不从事本专业工作，学好它也没有任何坏处，只有益处。学好专业，无疑会为你增加一种选择，例如继续攻读研究生，或是直接进入文博部门工作，均需要专业知识的支撑。因此，我认为学好专业是我们在校期间首先应当考虑的问题，也是应当置于最重要地位的问题。此外，当下的情况与我当时有所不同。当时我们信息闭塞，不了解考古是什么，也不清楚考古专业的具体内容。而如今，大部分同学选择这一专业时，对该专业已较为熟悉，甚至许多同学是第一志愿报考该专业。因此，大多数情况下不存在不喜欢本专业的问题，这与我们当时的条件截然不同。既然同学们选择了专业，也喜欢这个专业，我认为就不必过多思虑。只要将专业学好，未来的结果自然会令人满意。如果大学四年中成绩很好，考研自然没有问题，甚至可以攻读博士，或者毕业后直接进入单位，老师们也愿意推荐。因此，就大学本科阶段而言，以我的理解，不必考虑太多，固然可以进行职业规划，但最重要的是将专业学好。若思虑过多而专业学得不好，便无法拥有更多选择。只有将专业学好，到了大四时才能拥有更多选择。以上是我个人的理解，未必全面。

        陈一飞：刘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分享，从求学往事到学术思考，收获非常大。今天的访谈就到此结束，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