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适逢西北大学考古学科成立七十周年。七秩春秋，薪火赓续，一代代西大考古人深耕田野，潜心治学，共同铸就了学科深厚的底蕴与独特的气质。为留存这份珍贵记忆，本公众号特开辟“西大考古口述史”系列专栏，将陆续刊发对学科前辈的专访文稿。这些来自亲历者的亲口讲述，既是西大考古七十年风雨兼程的生动见证，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的珍贵缩影。谨以此系列回溯学科来路，致敬前辈风骨，启迪后学新人，共贺七十华诞。

        本期推出王涛老师的专访。采访时间为2026年7月17日，联络人为任萌老师，采访人为研究生陈一飞。

       访谈人介绍:

        王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考古学专业负责人。首都师范大学公众考古学中心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委会副秘书长、北京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委会主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史前文化研究分会秘书长；《公众考古学》辑刊主编、AHCI收录期刊《Public Archaeology》编委。研究方向为田野考古、史前考古及公众考古学。

1994至2001年于西北大学获考古学学士、硕士学位，2001至2005年于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2010至201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国家公派博士后，2017至2018年美国匹兹堡大学访问学者。2005至2013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技考古系任教，2013年至今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任教。发表论文和专著共60余篇（部），主持和参与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先后主持或参加河南新安盐东遗址、重庆万州中坝子遗址、北京东胡林遗址、河南淅川申明铺遗址、土耳其加泰土丘遗址、洪都拉斯科潘遗址、河南中牟业王和荥阳楚湾遗址等多项考古项目。曾荣获中国考古学会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青年学者奖（金爵奖）、北京高校优秀专业课主讲教师、首都师范大学优秀教师等奖项。

        访谈内容：

        陈一飞：王涛老师您好，百忙之中打扰您，非常感谢您愿意抽出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想请教您当初是出于怎样的缘由，选择报考考古学专业的？

        王涛：说实话，当年不是我选择了考古专业，而是考古选择了我，我是被学校调剂到了这个专业。我们那个年代考古还很冷门，了解这个专业的人并不多，所以第一志愿选择这个专业的人很少。据我了解，我们班真正第一志愿报考考古的，可能也就四五位同学，其他绝大多数都是被调剂过来的。

        我在大一上学期时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复读，当时转专业还很不容易，也考虑将来是否读个研究生、换个研究方向。那时候听了陈国庆老师和付建成老师讲授的《中国近现代史》课程，觉得非常有意思，我甚至一度想转向近现代史专业。

        最终让我下定决心专注学习考古的，一方面是大一大二时各位老师的授课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最主要的契机则是在大三参加田野考古实习，那次是陈洪海老师和刘瑞俊老师带队。在完整经历了田野实习之后，我便下定决心要好好学这个专业。

        陈一飞：您提到了很多位老师在授课和实习方面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较大的影响，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其中的具体内容？

        王涛：要说对老师的深刻印象，那可就多了。给我们上第一节专业课的是钱耀鹏老师，他当时讲的是“考古学概论”，这是考古学的入门课。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当时在黑板上写他的名字，写到“钱”字最后一点时说“钱少一点可不行”。随后张宏彦老师给我们讲中国考古学通论第一部分和后面的“史前考古”专题。这两位老师上课非常认真，学生们也都很认可他们。我现在还保留着我当年上张宏彦老师课的课堂笔记，里面很多内容后来被他编写进了多年之后编著的教材《中国史前考古学导论》《中国考古学十八讲》。

1995年，1994级考古班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第一次教学参观（后排右四为王涛老师）

        我们读本科的时候，钱耀鹏老师和冉万里老师都还是青年教师。我去文博学院四楼考古教研室时，总能见到这两位老师。当时教研室没有空调也没有风扇，夏天里面非常热，他们两个人大夏天经常光着膀子在里面写论文，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会儿钱老师发表文章的数量是全校文科教师中最多的，这些成果都是靠挥汗如雨、勤奋努力和长期积累才取得的，这对我个人的影响也非常大。

        实习时候印象最深的，那就是陈洪海老师。他一边指导大家实习，一边组织集体活动；他除了手把手教我们发掘，还经常和大家谈心，讲好玩的故事，让我们对考古充满兴趣。大四时我们班获评了全校优秀班集体，这也多亏了陈老师等各位老师付出的努力。

1998年6月3日，西大考古1994级考古班毕业合影

（第一排左三为钱耀鹏老师、左四为张宏彦老师、左六为王建新老师、左七为冉万里老师、左八为刘瑞俊老师，第三排右二为王涛老师）

        陈一飞：您求学西北大学期间，先后参与重庆万州中坝子遗址、河南新安盐东遗址考古发掘。此前我们采访张宏彦老师时，他谈及这两处工地感触颇深、记忆良多。想请教您，以当年学生亲历者的视角，这两段田野经历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的回忆？

        王涛：我先说盐东遗址吧。为了配合黄河小浪底水库的建设，1997年我们在河南新安盐东遗址发掘实习，遗址是以仰韶时期堆积为主，还有一些裴李岗时期的堆积。

之前1991级和1992级是在河南渑池班村遗址实习的，1993级则是在西北大学桃园校区实习。快到我们班实习的时候，就早早听张宏彦老师讲：“今年你们要去挖一个新遗址，一个很好的遗址，就在黄河小浪底边上。”张宏彦老师把我们送到工地并指导了一段时间，后来长期在工地指导我们实习的是陈洪海老师和刘瑞俊老师。据陈老师给我们讲，我们班应该是他第一次负责带的学生实习。发掘进入后半阶段，王建新老师自日本归国，其间也短期前往指导发掘工作。在后续的资料整理阶段，钱耀鹏老师也赴盐东遗址开展了一段时间的指导工作（彼时钱老师正在北大跟随严文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所以我们班在盐东遗址的实习过程中，先后接受了多位老师的现场指导。

        我们到盐东遗址之前，李锋老师带领郑州大学1993级考古班在那里已经发掘了一个月，参加发掘的包括现在郑大的赵海洲老师、辽师大的徐昭峰老师等。跟我们班同在盐东遗址参与发掘的还有金志伟老师带领的中山大学1994级考古班，当时盐东遗址的学术顾问是我们西大的王世和老师。盐东遗址的负责单位是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96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河南孟津发掘的妯娌遗址获评了十大考古新发现，而盐东遗址的规模比妯娌遗址还要更大一些，所以他们对此次发掘寄予了厚望。队里请了很多著名的考古学家来指导发掘，我现在能想起来的有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黄景略先生，他曾经在工地教过我拼陶器。还有指导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的郑笑梅先生，社科院考古所的韩榕、谢端琚和叶小燕先生等等。所以我们也感到十分幸运，许多考古界的老前辈在现场指导我们发掘和整理工作。老前辈们经常会给我们开会，讲一些他们的研究与认识，或是在考古现场考我们一些发掘的问题。到了资料整理阶段，工地来了一位科学出版社的老师，她是一位退休的资深编辑。她检查图纸非常仔细，甚至连陈洪海老师画的遗址总平面图有一两毫米的误差也被她检查出来了。我们这些学生整理的资料自然比不得陈老师细致，所以最后检查资料成了对我们的一次重大考验。因为我那时是第一次发掘，没什么经验，挖的第一个探方只有两个灰坑；结果到了第二个探方时，挖了十几个有叠压打破关系的灰坑，复杂得不得了。我整理资料时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没想到一次就通过了验收，连陈老师都替我高兴。

        我们班4月1日来到盐东遗址发掘，到了6月30日，大部分同学和老师就结束实习回学校了。洛阳市文物工作队从我们班挑了8个小伙子留下来，当时有我、宋江宁、马明志等人，负责最后的清理工作。当时因为小浪底水库的建设，村民已经全部完成了搬迁，工地没水也没电了，就剩下考古队长和我们8个小伙子，工作生活都很辛苦。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6月30日晚上，我们用一台雅马哈发电机供电，在驻地的院子里用电视看香港回归仪式。平时渴了，我们就到井里去挑水。我们一直干到7月底才结束。实习的最后阶段，虽然过得很辛苦，但也让我非常难忘。

1997年6月29日，西大考古1994级考古班于盐东遗址合影

（前排右四为陈洪海老师、右三为刘瑞俊老师，后排右二为王涛老师）

        1997年的下半年，我步入大四的上学期，就在忙于复习考研。到了1997年年底，系里计划参与三峡库区抢救性发掘项目，万州中坝子遗址就是其中之一。1998年2月，因为发掘人手紧缺，老师们就安排张小虎、马明志和我三人随95级考古班去万州中坝子实习。

        在中坝子遗址发掘期间，我对考古发掘有了更深的认识。考古学史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叠压关系，即“后岗三叠层”。我和95考古班长刘涛在中坝子也发现了一个三叠层。我们一开始是各挖各的探方，后来通过跨探方相互对照地层，我们也发现了“中坝子三叠层”，当时非常高兴。

        还有一个印象很深的事，先前张宏彦、钱耀鹏和王建新老师他们都去日本学习过，给我们讲过日本古代的水稻田遗迹的重要迹象——古代的水稻田里边会有像梅花一样分布的小白点。结果我在发掘探方的时候，有一天真的发现了那种密集分布的小白点。我就想这是不是老师们前几天讲的类似日本的那种水稻田？我把这种迹象标记出来，然后找张老师他们来看，他们最终也确认这就是水稻田遗迹。我现在还经常给我的学生讲这个例子，考古发掘之前你的脑子里要有知识储备，如果当时不是老师们提到，我对水稻田遗迹就完全没概念，可能就把这些重要的遗迹错过了。

        1999年，同样是因为三峡考古缺少人手，我和张小虎又去三峡发掘了一段时间。2000年，在导师王建新老师安排下，我又和1997级考古班去中坝子遗址发掘了将近四个月。当时王老师计划让我结合遗址资料，通过地理信息系统的视角，把遗址不同时期的地貌状况进行复原研究，围绕这些撰写学位论文。我当时想着一方面将各个探方不同层位的地层堆积状况拼合起来，遗址有夏商周、汉代、唐代的地层和遗迹，未发掘地方的信息则通过钻探的方式来获取。为了获取数据，老师派了技工跟我一起进行钻探。我整天背着大平板仪和三脚架，根据钻探结果绘制平面图，还要计算等高线之类的数据，王老师专门给我买了能够计算三角函数的高级计算器。就这样，我一点一点把整个遗址的地貌情况测绘完了。不过由于多方面原因这个题目最后没有写成，和王老师商量还是回归传统，写了中坝子遗址夏商周遗存的分期研究。后面硕士论文一方面以中坝子遗址为中心，通过类型学分期排队，一方面结合文化因素分析法，将中坝子与川西的三星堆、十二桥遗址和湖北宜昌的朝天嘴等遗址进行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明确中坝子遗址的文化面貌。

        硕士三年里，我有将近一半的时间都待在工地，所以在中坝子遗址的实习经历对我的田野技术和学术能力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撰写硕士论文所用的全是一手资料，整个过程从发掘、整理到研究，都是在各位老师指导下自己动手完成的。

1997年10月10日，摄于西北大学太白校区西门喷泉

（从左至右为：韩建华，宋江宁，丁岩，陈洪海，王涛，罗华平，马明志）

        陈一飞：您的田野考古经历很丰富，不仅在国内发掘过很多的遗址，也在土耳其和洪都拉斯进行过考古发掘，想请教一下外国领队的发掘理念和方式与我们国内领队有哪些明显的差异？

        王涛：我年轻时挺喜欢读理论，对伊恩·霍德（Ian Hodder）印象很深，很好奇他一个做后过程考古学、深耕理论的学者，是怎么开展田野考古发掘的。刚好有机会申请了国家公派博士后项目到斯坦福大学访学，顺便到他主持的土耳其加泰土丘遗址进行发掘。说到这里，我也提一句，在这一点上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是陈洪海老师，他一直强调田野是考古的根本，这一点给我们班很多人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你只有把田野干好了，才能把考古干好。”所以当时选合作导师的时候，我就想知道霍德是怎么把后过程理论具体开展实践的，也想看看外国人是怎么发掘的。在斯坦福访学的最后一段时间，2011年7月到8月，我前往加泰土丘遗址参与发掘。

        此前在学校听了一些关于他们发掘工作的讲座，也看了一些文献，对遗址情况稍有了解。到现场后，主要由那边的执行领队沙希娜·法里德（Shahina Farid），安排工作。那时候我已经当了领队并在国内指导过几届学生实习了，所以一开始在现场我就觉得他们发掘得太慢了。清理房子时几乎是用刷子一层一层硬刷的。我就跟探方负责人Danial说：“咱们直接向下挖5厘米行不行？据我的经验5厘米内地层没有变化。”结果他说不行，必须按他的要求来，一次向下清理2厘米，完了再画图，循环往复。我当时想2厘米的层位变化能有多大区别呢？但人家这样说了，咱既然是来学习的，就照着他们的要求发掘。一开始我真觉得这太烦琐了，完全没必要。当时确实有点自大，到最后我才改变了想法。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在清理房址的时候，那座房子有个角落是祭祀区，墙壁上有一个牛头的雕塑。我们清理的时候，一开始看到一层白色的涂层，清理的时候发现它掉皮，还分了好几层，白色下面又是红色。这时我才慢慢反应过来，这就好比我们农村的房子，过去农村夏天会刷一层涂层，冬天快过年时会再刷一层。这一层一层的墙皮其实就代表了不同的时间，可以通过墙上的涂层推算这个房子使用了多少年。我正在清理的这个祭祀的牛头雕塑，上面的涂层也是一层一层叠加出来的。这会儿我也理解了人家要一层一层这么薄地向下清理是有道理的，我觉得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不管是做事的细致态度还是技术规范程度。

        还有一件印象很深的事，那边科技考古的工作人员是和发掘人员紧密协作的。在加泰土丘遗址现场就设置了好几个实验室，有植物考古的、陶器的、体质人类学的，还有做三维重建的工作者。这些老师长期驻扎在工地，从6月到9月一直待着。我还记得有位做三维重建的老师一边带着学生做三维扫描，一边还亲自带着学生挖了一个探方、清理了一座房址。此外，每周都有半天时间，这些做科技考古的工作人员会到不同发掘区走访，询问发掘者有没有需要他们解决的问题。以我发掘的77号房址为例，一个发掘区有三批团队同时工作：角落是我们发现的居室葬，一位体质人类学家带了一堆专业工具清理墓葬；外边是我所在的斯坦福大学暑期学校的几位同学，我们负责考古清理、测绘这些工作；房址中间还有一扇被烧过的门，做文物保护的专家就在那儿研究如何修复和复原它。整个场景里，既有考古发掘人员，又有文物保护专家，还有体质人类学家，大家在同一个区域同时开展工作。

        我回国之后专门写了文章记录加泰土丘发掘的一些感悟和总结，详见土耳其加泰土丘遗址的公众考古学观察，主要内容就是刚才讲的发掘方法和发掘理念，还有考古工作的记录体系和采集体系，包括互动的日记、数据库，资料公开以及公众考古实践等方面。这些对我后来担任领队开展田野发掘工作提供了很多借鉴。

        陈一飞：老师，我们留意到您的研究涉猎十分广泛：从新旧石器之交的东胡林遗址、中坝子商周遗存，到制陶工艺专题、海外考古研究以及公众考古，均有丰硕成果。想请教您，在跨多个时代、多元研究方向开展工作时，您是如何调整研究思路、顺利切入全新研究领域的？

        王涛：我前面讲过，从本科到研究生阶段，我一直坚持自己发掘、自己整理一手资料，这是我工作的大方向。后来我做陶器与制陶工艺研究，是在北大读博期间参与东胡林遗址发掘开始的。

        我的导师赵朝洪老师负责东胡林遗址的发掘，我2001、2003、2005和2006年，参与了东胡林遗址的几个季度的发掘。后来和导师商量，打算结合东胡林遗址的资料，以早期陶器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特别感谢赵老师给我提供了很多考察实践的机会，我论文里用到了不同遗址的材料我都亲自去摸过，包括甑皮岩、玉蟾岩、仙人洞、上山遗址。我在仙人洞和上山都待过，自己拍照、自己记录整理。北方除了东胡林，转年遗址的材料也是我住在工地整理的。在此基础上做南北的对比研究。赵老师还一直提醒我做研究要有世界视野，陶器起源是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重大事件，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性的课题。因此我还搜集了很多国外文献，包括日本、俄罗斯、西亚、北非等全球各国的相关研究，试着站在全球视角梳理陶器起源与早期发展，思考其在整个人类社会新石器化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只有站在全球的视野下，才能更清晰地认识中国的早期陶器状况。

        博士毕业之后，我去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作。我博士阶段的研究基本还是传统考古思路：主要观察各遗址制陶工艺和制作技术，最后得出的主要认识是，华南和华北的早期制陶工艺有共同点、但一开始就存在差异，是独立起源的。工作之后，我申请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就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做的拓展和延伸，希望能把更多科技分析手段应用到早期陶器研究中。我跟着系主任王昌燧老师听《陶瓷考古》课，还和他一起指导学生测定早期陶器的烧成温度。王老师长期做相关研究，我们结合东胡林、转年的材料做早期陶器烧成温度分析，这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这些工作让我在制陶工艺领域慢慢积累了经验。

        2013年我到首师大工作之后，先后指导学生写过十余篇关于制陶工艺的论文。这些论文一般立足北京和河南的发掘资料，我带着学生从制陶工艺视角做整理。我认为，分析文化因素，不只看器型形态特征，制陶技术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当然这个观点苏秉琦先生很早就提过了，他做瓦鬲研究的时候也考虑了技术视角。我的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就是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器制作工艺研究，从新石器早、中、晚期分别选取东胡林、上宅和雪山等不同阶段遗址，带领学生开展制陶工艺研究。在河南则围绕平顶山蒲城店、三门峡李家窑、新密古城寨、孟州禹寺，还有我自己主持的中牟业王和荥阳楚湾等遗址。

        我开展公众考古工作的起点，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追溯到我们本科实习的盐东遗址。我们上本科的那个年代，没有网络，也没有其它娱乐方式，我们经常听收音机。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当时有一个节目叫《多彩人生》，就是不同的人在上面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一天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想，我们田野发掘这三四个月也有非常多有趣的故事，于是我就给电台写了信。很快栏目组就把电话打到了学院，后来我、曹龙、韩建华和蔺琦几位同学一起到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做了一期节目，介绍我们此次实习的经历和感受，见青春记忆，多彩人生—94考古。那个年代知道考古的人并不多，大学生来分享自己的故事也比较少见，所以主播李红老师觉得这一期节目很有意思。我们向大众分享自己的考古实习经历，这个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1997年的事，距今已经将近30年了，感谢在母校学习的经历，给我日后开展公众考古研究打下基础。

1997年10月31日，摄于陕西人民广播电台（从左至右为：蔺琦，王涛，曹龙，韩建华）

        上研究生的时候，导师王建新老师给我布置了一项任务，要我和王晓琪给学校国际文化学院的留学生开一门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课程。因为我是学考古的，就主要围绕考古设计了课程，课堂讲授和参观紧密结合，比如我们先讲新石器时代，随后就带留学生去参观半坡遗址；讲商周时期，就带着去参观周原遗址；讲到秦汉，就去参观兵马俑和汉阳陵；讲唐代，就去参观乾陵等等。那时候王老师也逼着我学英语，我们要用英语讲课，还要带他们去参观。这项任务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训练机会，不只是外语，还要把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介绍给公众，尤其是面对外国人时难度更大。其间，国际文化学院的李长安老师也给我引荐了不少机会，时常会接待外来旅行团，带着大家去考古遗址和博物馆。

        一系列这样的经历深深影响了我，促使我思考：如何转换考古话语体系，跳出专业化学术表述，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面向大众传播考古知识，这也正是我开展公众考古的起点。

        后来我进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作，从2006年第二届文化遗产日开始，我们就在校园组织科普活动，向校内师生介绍真实的考古工作，还搭配自制考古文创、宣传手册，普及考古发现与学术成果。在中科院期间，我开设了《考古：探索与发现》选修课，面向非考古专业学生授课。中科院以理科专业为主，依托案例与故事讲解考古史、田野工作模式，阐释各学科如何协同助力考古研究。这门课程反响很好，前后开设七八轮，调任首都师范大学之后，我也继续讲授这门课。

        之后我们又尝试面向低龄群体开展科普。近些年我走进首师大二附中开展讲座，后来我的学生也持续给初一学生授课。讲课过程充满乐趣，在清华附小授课时，不少学生知识储备十分扎实，提出的问题专业程度超出预期。这段经历也直接影响了我指导田野实习的思路，结合学生实习设计公众考古实践。近两年我们更多在践行“社区考古”理念：立足发掘所在地的社区，开展多元科普活动，持续推动考古进校园、进中小学。2024年我们还策划了“考古进大集”活动，走出校园，把考古知识带给青少年与老百姓。

        围绕相关实践，我撰写过一篇文章专题|从“你们”到“咱们”——河南荥阳楚湾遗址社区考古的实践与思考，倡导站在社区群众的视角思考公众考古。我们每年邀请大量村民参与发掘与科普活动，不少人慢慢转变为工地宣讲者，结合亲身发掘经历，向其他群众分享考古见闻，实现知识传递。还有一个鲜活的例子：我们曾在崔庙中学开展考古讲座，等到后来举办“考古进大集”活动时，多名听过讲座的中学生主动前来帮忙，面向镇上居民讲解考古知识。这是非常可贵的知识传递，能看得出来，考古科普真正走进了他们心里。

        我对公众考古的认识，是在撰写《土耳其加泰土丘遗址考古记》一文及随后开展实践时逐步形成的。在那篇文章里我提出：公众考古本质上讨论的是考古学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以及考古从业者与考古圈之外各类群体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考古关系论。考古与政治、考古与经济、考古与旅游、考古与文化遗产、考古与大众传播，这一系列维度的关系合在一起，共同构成公众考古。按照这一理解，我们开展的田野发掘本身，就无法脱离公众考古。

        回望中国现代考古学史，前辈学者早已做出大量实践。李济、苏秉琦等先生皆是如此。苏秉琦先生明确提出考古要为人民服务；李济主持殷墟发掘之后，在电台上面向公众作报告，还曾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供考古证据驳斥日本的侵略说辞，兼具政治维度与考古底色，属于非常早的公众考古实践案例。

        夏鼐先生的《敦煌考古漫记》同样值得重视。书中记述西行考察全程，一面是专业考古调查，一面记录考古人的旅途见闻，行文通俗易懂。在我看来，这本身就是优秀的公众考古著作。除此之外，《夏鼐日记》《苏秉琦往来书信集》等书中也留存大量可供公众考古研究挖掘的材料。更早的田野实习传统亦是如此，北大宿白先生等人在野外实习期间，就地向当地民众展示发掘出土遗物，就地铺砖演示墓葬结构，面向群众开展科普。前辈学者这些实践经验，也持续启发、指导着我自身的公众考古工作。

        后来首都师范大学招收公众考古方向研究生，我一直坚持这一思路，依托田野一线开展公众考古研究，鼓励学生立足现场、联系现实。我指导的公众考古方向研究生必须参与田野发掘，在考古工地结合所处遗址，利用发掘间隙策划公众考古方案，开展社区考古相关调研，进行访谈、数据统计等工作，目前已有多篇相关论文陆续发表。

        总的来看，我的研究脉络相互贯通：由早期陶器、制陶工艺研究起步，再到担任考古领队，将田野发掘、本科生实习指导和社区考古实践相结合。所有研究始终立足第一手田野材料，田野发掘、考古研究与公众考古实践密不可分，是互相关联的整体。

        陈一飞：您在西北大学求学七载，漫长的求学与田野时光沉淀良多。想请问您，在校期间习得的专业技能、淬炼出的治学精神中，有哪些至今仍让您受益终身？

        王涛：我在西北大学求学的七年时间里，除了课堂理论学习，最大的收获就是大量、持续的田野考古实践。从1997年到2001年，我几乎每年都坚持参加考古发掘。1997年我在盐东遗址开展田野工作，1998年、1999年、2000年连续在三峡参与发掘。1999年暑假，我和同学张小虎在王老师的带领下，前往河南渑池班村遗址，参加该遗址最后一次田野发掘，并参与了后续资料整理工作。

与导师王建新摄于文博学院楼前（左为王涛老师，中为王建新老师）

        这一段长期、系统、多遗址叠加的田野经历，极大锻炼了我的野外工作能力，也深刻影响了我后续的学术道路，让我形成了至今不变的治学原则：重视一手资料，坚持自己发掘、自己整理、自己研究。所有研究都扎根田野、立足实地，不做空泛之论。

        相比而言，如今西大考古学科蒸蒸日上，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列，学习条件和学科平台都非常优越。但在我们读书的年代，考古行业整体较为冷门，发展相对滞后，学院师资有限、办学条件艰苦。即便在条件有限、环境艰苦的时期，学院的老师们依然保持着极高的治学热忱与严谨学风。张宏彦、钱耀鹏、陈洪海、冉万里等老师治学勤勉、潜心科研，盛夏酷暑依旧伏案著书、撰写论文。老师们深耕教材编写，承担多部国家级规划教材建设，始终坚持教学为本、实践为先，长期带队深入田野一线，手把手指导学生开展发掘与整理工作。王建新老师等在西大开创的丝绸之路考古领域，沟通中外、串联古今，让考古学成为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学术担当，令人景仰。老师们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认定目标、坚持、坚韧，不张扬，不骄不躁、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成为西大考古人宝贵的思想财富，也深深烙印在我们每一届学生身上。

1994级考古班毕业20周年返校与老师们合影

        这种精神传承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我们一届一届毕业生的职业坚守。我们班大半同学至今仍在考古文博领域工作，持续为中国考古事业贡献力量。对我们而言，盐东遗址的田野经历，是塑造我们考古初心、淬炼职业品格、承接西大考古精神脉络的重要起点。学院老师们踏实认真、言传身教的优良学风，深刻影响了我们的学术理念、职业选择与治学道路。

        陈一飞：非常感谢老师今天抽出宝贵时间，和我们分享这么多珍贵的求学往事、田野经历，还有您对于公众考古、西大考古精神传承的思考。您的讲述不仅让我们深受触动，也给予了我们诸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