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民：我本科读的是自然地理学。很多人以为地理是文科，其实它需要很强的理科思维——中学学的那些地理常识算不上真正的地理。地理学核心研究的是人地关系，所有的环境研究都是以人为中心的，站在人的角度去看自然环境对我们有什么用，以及我们如何适应它。在地理学的训练中，我逐渐理解了人和自然之间是怎样共生的。我们今天讲文化遗产，说到底就是人学会使用工具、认识自然规律、适应环境、进而利用环境，才留下了这些宝贵的遗产。

        至于转向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深受我导师赵荣教授的影响。赵老师本身学考古出身，后来到了地理系，他把很多考古知识带到了课堂上。毕业后我跟着老师做的第一个与遗产相关的项目，就是汉长安城保护与利用规划。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走进遗址做调查，从那以后，越做越感兴趣。后来我们又陆续做了昭陵、乾陵等大量保护规划，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保护之所以常与发展对立，是因为当地老百姓看不到遗产带来的实际好处，只感受到生产生活上的种种限制。所以我们当时创新性地提出，保护与利用要结合——让当地人在产业、收入或生活条件上有所改善，矛盾才能缓和。但这个想法提出来时，没有得到专家的广泛理解，认为保护尚且不易，利用只会带来破坏。

        我们当时觉得，既然做了充分的调查和论证，为什么得不到理解？后来反思，可能是我们缺少一套完整的理论支撑来解释这个问题。应该学一些经济学知识。地理学虽然也涉及经济，但不够深入。读完硕士后，我就去读了经济学博士。初衷其实很朴素:工作上有些事说不清，那就想办法把它说清。

        这段跨学科经历对我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思维方式上。地理学给了我一个综合思考的视角——我认为，最好的保护是“有效的保护”，而“有效的保护”一定是保护与利用并重的。只有让各方都能从中受益，保护才能真正可持续。另外，地理学让我认识到“环境”这个概念天然是以人为主体的。回头看文化遗产，无论是故宫还是长城，它们在诞生之初都是满足当时人们实际需求的工具，今天被我们视作遗产，是站在现在回望历史的结果。这个认识让我在面对遗产问题时，能够跳出文物本身，从更宏观的人地关系和社会发展角度去思考。所以总体来说，地理学和经济学这个跨学科背景，让我在文化遗产研究中拥有了一个更综合、更容易跳出既有框架的思考方式。

给全校本科生上大思政课

        刘军民：在做这些大遗址保护规划时，我最大的考量从最初到现在都没有变过，就是如何解决矛盾。文化遗产保护这个专业，本质上是应用型的。我们学院经常讲“三位一体”——考古发现价值，保护保存价值，管理弘扬价值。但落实到项目里，弘扬价值最根本的体现，就是让原本冲突的事情得到缓解。那么矛盾从哪里来？我们划定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对地方发展确实形成了制约。保护范围内除了考古和必要的展示工程，其它基本不能动，农民盖房、种地、深耕都会受影响；建设控制地带虽然可以建设，但高度、密度、产业类型都有严格限制。这些限制客观上影响了地方的发展利益，矛盾由此产生。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我们尝试了很多方式，包括调整产业结构。比如在殷墟、乾陵等项目中，我们提出用当地传统的农作物种植来替代单纯的绿化。以前很多遗址保护就是种花种草种树，好看是好看，环境也改善了，但没有产生额外的经济效益。如果能用当地的传统农作物覆盖遗址，既保持原有的乡土风貌，又能给老百姓带来农业收益，岂不是一举两得？

        所以总结下来，我们做保护规划最核心的考量就是一句话：想尽办法缓解矛盾、解决矛盾，让保护不再被看作发展的绊脚石。

乾陵保护管理现状调研

乾陵保护利用调研

        刘军民：在英国做访问学者期间，我自己选了一些课去听，主要还是听各种学术报告。他们那边的学术报告很多，除了邀请外校学者，本校学者也会给学生作报告。每周五还有个类似沙龙的“中国留学生之夜”，大家聚在一起聊各种各样的事情。

        那段经历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让我看到世界各地的人对文化遗产的态度、对保护和利用的思考方式都不一样。我们原来的做法，更像是“西医做手术”——针对某个具体遗址，发现问题直接解决，很直接，也很有效。但出去之后我意识到，可能还需要站在更高的层面去思考，比如从制度建设、从人的理念、从社会氛围这些大的方面入手，去形成良好的保护生态。

        所以那段时间最大的收获，就是大家在一起讨论，不只是针对具体遗址谈具体保护方式，更多是站在国家、地方、学者群体乃至社会第三方组织等不同立场上去思考“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个视野上的提升，对我后来的研究帮助很大。

        刘军民：我一直跟学生讲，发现问题的能力是最重要的。我带研究生时，有的学生说想写某个题目，我问他去做过调查吗，他说很熟悉，那是他家乡的遗址。但作为一个游客的熟悉，和作为一个研究者要写论文的熟悉，完全是两码事。曾经有个学生，非常认真，看了大量文献，写了一份很完整的报告给我。我看了说不行，你一定要到现场去。他不理解，我说文献从写完到发表，中间隔两三年，等你再看到它又过去两三年，实际情况早就变了。他利用国庆假期去了陕北实地调研，回来第一句话就是：“老师，看了现场之后，我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他在现场发现了真正的、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所以做研究也是一样，要带着审视的目光去发现问题。去故宫参观，普通游客觉得好震撼、文创好有趣，但作为一个研究者，你会想：票价是否合理？入口门槛高不高？参观路线设计是否科学？这些才是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所以我说，老师的作用不是替学生解决问题，而是启发和引导学生去发现问题，然后在学生找到问题之后，帮他们把解决思路变得更清晰、更有效。

        说到底，发现问题是最重要的，因为一旦找准了问题，解决策略往往就在眼前了。

在社科院考古所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言

        刘军民：我来讲讲梁带村吧，梁带村就是一个有故事的遗址。

        从当年被发现到系统考古发掘，再到我们做规划的过程，都是在全国的瞩目之下的。当年梁带村有一个说法：全国的盗墓高手都在韩城云集着。梁带村遗址考古发掘我知道的是唯一一个，至少是第一个有武警去给一个考古队做安全保护的。在梁带村遗址考古发掘区域有保安、公安，还有武警，进出考古发掘区域要检查我们的工作证，那是大概为数不多的，必须戴着工作证进去做保护规划的项目。当然，我们偶尔也会参与晚上的安全巡逻。

        梁带村遗址应该是我第一次真正地接触到的考古工地，真正地看到了在一个房间上堆满了文物。我也上手去摸，虽然戴着手套，但还是觉得很神奇。几千年前的东西，你伸手就能摸到，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我们在梁带村遗址及其周边调查的时候，会在考古队吃饭，每天跟老乡们一起，他们下工，我们去做调查。梁带村遗址保护规划工作是我进入到这个行业后，第一次全方位地了解考古流程，把自己融入到考古文博事业中。

        刘军民：先说咱们学院的考古、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管理，学院当年也是经历了多轮次、多学科的讨论。当时我们的观点是考古学把文化遗产的价值发现了，我们可以跟古人沟通了。但是你会发现，如果没有很好的一个保护措施的话，它可能很快就劣化了，甚至消失了。我们就意识到发掘出来只是第一步，我们还要把它保存下来，所以我们又用了很长时间去研究怎么保存，就开办了文物保护技术专业。后来觉得还是不够，我们这个行业还是跟别的行业之间在互相理解方面存在问题。所以我们就开始讨论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能够把考古发现的、被文物保护技术保存下来的珍贵的文物的价值弘扬出去，让别人了解我们；通过了解我们，形成对我们的理解，进而支持我们的工作。我觉得这个观点到现在都是非常先进的，而且是非常适用的，也是我们学院三位一体学科的底层逻辑。

        近些年，我们接触了其他学科的研究学者和其它相关的研究机构，结合自己的教学科研实践，开始对文化遗产学科有了更深入和全面的思考。文化遗产学科一定是一个交叉学科，它一定是一个需要综合知识的学科。因为，你会发现有一些东西其实不需要考古，或者说仅靠考古其实不太能够把它讲清楚，讲透彻。我曾在咱们学校举办的青年学者论坛里主持过一场报告，其中有一个学建筑学的学生，他讲的主要内容是汉代的画像砖。这个学生把画像砖按照建筑设计的方式去理解，他说墓葬里面的这些画像砖特别像一个五星级酒店的图纸，他把它放在一个个不同的功能区域，会组合呈现出一个完整的生活场景，虽然这个说法不一定就完全正确，但是，确实给我们给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解方式。我觉得这就是不一样的认知，既然有不一样的认知，那他就会有不一样的解决策略。如果我们能吸收各个学科的优势，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就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意义所在。我觉得文化遗产真正的做好，就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每一个行业的人都能够替我们把遗产的价值弘扬出去。

        今天，我们要用计算机、遥感以及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展现我们的成果，所以我自己觉得可能在未来，对于大家来讲还是不要把自己只局限在所学的专业领域内，比如我就是学博物馆的，我就是学考古，我就是学文保的。西北大学是个综合性的大学，你可以去听一听生物的课程，听一听化学的课程，有些能听懂，哪怕听不懂，你至少知道不同的学科在干什么，将来你有需要的时候，就知道哪个学科的哪些方面的知识，可以为你所用。

        刘军民：我认为以及很多人也这么认为，教学是个良心活。我觉得首先我自己，包括很多老师，我认识的咱们学校的大部分老师，都是非常认真地对待教学的。我的感受是如果这个这节课你没有认真地去准备，你站在讲台上面的时候，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说你自己都觉得你说的东西很空洞，觉得你说东西没有意思、没有意义，你自己心里没底的时候，你不自信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能够直面自己学生吗？所以我觉得大部分老师，我不敢说百分之百，但我觉得大部分老师对待教学都是很认真的。上课是个良心活，如果你认真，你就永远都需要学习、需要改进。我觉得认真对待教学工作，是作为老师、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职场人，你必须要做的。

        科研也很重要。科研对教学的辅助是很大的，实践经验比较丰富的、善于思考的、爱做调查的这些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就游刃有余。讲到一些话题时候，他会给你举例子，如果他觉得你没有听懂，可能再换一个例子，直到大家都能融会贯通。所以，如果你看到的老师能够在课堂上游刃有余，侃侃而谈，一定是跟他的科研积累有关系。

        科研和教学一定是相互的，科研对教学的支撑会更大，当然教学对科研也是有支撑和引导作用的。我上课的时候都会拿一支笔，拿一个小本子，随时记下我觉得好的地方。我会在下一届的时候就会把这些新的想法做到我的PPT里面去，或者在写文章、做科研的时候，对这些想法进行更进一步的论证。或者有时候的课堂上，同学们提出一些特别好的问题，我可能当场回答，也可能当场回答不出来，我都会把它记下来，然后在后续教学和科研中，我会去关注这些问题，思考这些问题。这就是教学相长吧。

        刘军民：我觉得感受最深的依然是大家的团结向上。

        刘军民：文化遗产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到今天为止，文化遗产还没有形成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都是罗列的方式来表述。文化遗产也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没有自己独立的方法。所以我认为你们有机会在文化遗产学科里面中做出自己独创性的观点，做出自己独创性的方法方式模式来。

        当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每一个学者都有机会。所以我想对于年轻学者来讲，就是要在专业里面深耕，拓展你的知识面、发散再整合你的思维、大胆地假设和小心地求证。不管是在概念、理论以及方法方面，只要你有突破，哪怕是一点点创新，你都会被学界认可，你会有机会成为这个学科里面的领军人物。如果你们真能够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做这些事情，你就能够建奠定你自己的学术地位，并且能够真正地做出贡献来。

        高品质的作品、高品质的研究成果，一定是我们大家作为一个学者安身立命的本钱，也是你能够奠定你的学术地位的根基。认真的、负责任的态度，是大家要坚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