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适逢西北大学考古学科成立七十周年。七秩春秋，薪火赓续，一代代西大考古人深耕田野，潜心治学，共同铸就了学科深厚的底蕴与独特的气质。为留存这份珍贵记忆，本公众号特开辟“西大考古口述史”系列专栏，将陆续刊发对学科前辈的专访文稿。这些来自亲历者的亲口讲述，既是西大考古七十年风雨兼程的生动见证，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的珍贵缩影。谨以此系列回溯学科来路，致敬前辈风骨，启迪后学新人，共贺七十华诞。

        本期推出史翔老师的专访。采访时间为2026年9月9日，联络人为任萌老师，采访人为研究生于超平、曾琦。

        访谈人介绍:

        史翔，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毕业于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文物保护工程专业，1993年工作。曾任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副院长、教育发展基金会办公室副主任，新村改造办主任。2018年5月任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中心副主任，2020年7月任陕西省丝绸之路考古中心副主任。

        访谈内容：

        于超平、曾琦：非常感谢您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作为今年的研一新生，我们也非常荣幸能够聆听您的分享。我们了解到您是我校首届文物保护专业的毕业生，我校是国内首个设置文物保护专业的高校，当年这个专业还非常新，请问您是出于什么机缘和考虑报考这个专业的？

        史翔：最初我完全没有想到会被文物保护专业录取。彼时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序幕，考生填报志愿时普遍倾向于理工、经济这类热门学科，我也不例外。可惜最终未能被目标专业录取，反而调剂到了历史系文物保护工程学专业。当时高中班主任把录取通知书送到我手里时还十分诧异，问我一个理科生怎么会被历史系专业录取。我转念一想倒也无妨，我老家在乾县，当地有乾陵博物馆，毕业之后至少能回去谋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便是我当时最朴实的念头，完全没有什么宏大的理想抱负。

        于超平、曾琦：您作为文物保护专业第一届的新生，专业当时的一个师资力量或者是一个教学模式是怎样的？

        史翔：1990年我们考入西北大学时，就读的是文物保护工程学专业。开学伊始，专业初设阶段两位专任教师：一位是程德润老师，另一位是刘成老师。1991年第二学期，王蕙桢老师从化学系调入本专业；约莫大二学年（具体时间我已记不太确切），王丽琴老师也从化学系调任至此，至此专业师资阵容扩充至四位教师。

        专业创办初期办学条件极为简陋，我们入学时甚至没有完备的实验室，相关场地尚在施工建设阶段。彼时历史系（即后来的文博学院）的办公地点位于西大太白校区生命科学院教学楼内，当时该楼同时容纳了地理系、生物系、数学系与历史系四个院系。直至1991年11月，历史系才正式搬迁至太白校区现今的文博学院院址。

史翔老师与王蕙桢老师的合影

        该办学项目的诞生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1988年，为响应国家经济建设与文物事业发展的迫切需求，缓解文物领域专业人才供给不足的矛盾，陕西省文物局与西北大学启动联合办学筹备工作。彼时恰逢中国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第一届欧共体-中国文物保护会议在西北大学召开，这一重要的国际交流契机进一步推动了双方合作的落地。此前西北大学已形成成熟的联合办学传统，地质、化工、物理等学科先后与国内各大油田开展协同办学，历史系档案专业、经济管理学院旅游管理专业也分别同对口主管部门共建办学，此类探索积累的丰富经验为文博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多重因素叠加下，陕西省文物局与西北大学于1988年正式共建成立陕西省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办学初期，陕西省文物局专项拨款200万元人民币支持学院建设，以当时物价水平核算，100万元即可建成一栋四五千平方米的楼宇，该笔款项为学院初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

        1989年西北大学老图书馆发生火灾，后由邵逸夫先生捐资建成新图书馆，学校原本计划将老图书馆修缮后整体划拨给文博学院使用。但在学院实际入驻过程中，一层西侧、二层西侧共5间房屋，加上二层中部原阶梯式资料室，最终调配给了中文系（后发展为文学院），老图书馆未能全部交付文博学院。1991年，中文系与文博学院共同迁入老图书馆楼，楼体分别悬挂两个学院的牌子。当时文物保护专业的基础实验室设在二层东侧，总面积不足150平方米；程德润、王蕙桢两位教授各配有两间独立实验室，刚入职的刘成、王丽琴等青年教师则没有专属实验空间，办学条件十分艰苦。我担任行政副院长期间曾对楼宇面积做过核算：老图书馆前侧区域（不含书库）总面积不足3000平方米，其中中文系占用1000平方米，文博学院实际使用面积不到2000平方米，大致相当于当前常规楼宇的一层面积。

        于超平、曾琦：那么在您三年的求学时光里，有没有哪位老师或者哪件具体的事给您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这些经历对您后来的职业选择和工作方式是否产生过影响？

        史翔：我们专业属于新设方向，初入学的学生普遍对专业发展、个人规划感到迷茫困顿。专业创办初期师资极为匮乏，我们刚入学时全系仅有两位老师，春节后王蕙桢老师加入，次年下半年王丽琴老师调入，至此才凑齐四位专任教师。师资配置上，程德润老师主攻分析化学方向；王蕙桢老师最初也以分析化学为核心研究领域，后来转向材料学相关研究；王丽琴老师的研究方向侧重无机化学；刘成老师作为双学位持有者，是文物保护专业的核心创始人，当初专业申办的整套方案均由他独立完成。程德润老师是刘成老师的恩师，同时也是校内文物保护协会的核心成员，因此从化学系调配至本专业任教。

        我们的基础课程在化学系修读，完成了化学系全部主干课程的学习，涵盖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表面化学、物理化学及对应学科的实验课程。当时我们普遍觉得这类化学课程和文物保护专业关联度极低，现在回溯才明白，是由于当时专业师资不足，专业课开设条件有限，所以先以基础理科课程搭建知识体系；除化学类课程外，我们还修读了普通物理学、微生物学、《生物学在文物保护技术中的应用》《物理学在文物保护技术中的应用》以及第四纪地质学等课程。

        至今想起时任院长彭树智先生的举措都深受感动——彭先生是如今区域国别学院的学术奠基人，是公认的学术大家，为人却极为平易近人。当时文物保护工程学专业对全校而言都是全新的专业领域，没有成熟的培养体系可参照，彭先生坦诚地对我们说：“你们现在处于专业探索阶段，学校在培养上难免有考虑不周、愧对同学们的地方。” 他始终把学生培养放在首位，作为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这种极具影响力的院系负责人，每次外系为我们开设课程前，他都会亲自和化学系、数学系、生物系、物理系的领导及任课教师沟通，一方面恳请老师们认真备课授课，另一方面也希望授课内容能贴合新专业的培养需求，让同学们真正有所收获。多年后我和物理系的窦育男老师聊起旧事，窦老师还感慨：“你们彭院长当时为了你们的课程，不知道找我们谈过多少次，态度特别认真。” 当时不少授课教授都住在学校新村，交流也很方便，比如给我们上无机化学的任彩元老师，就常和彭院长沟通课程适配的问题；任老师的爱人是碑林博物馆副馆长廖彩樑先生，本身就是考古专业出身，对文博行业有很深的了解，也因此更能理解新专业课程设置的特殊性。

        所以尽管我们是文物保护专业的第一届学生，但从学院管理层到一线任课教师，对我们的培养都倾注了大量心血，教学质量始终保持高水准。我们也因此构建了非常多元的知识体系，除了前文提到的化学、生物、物理、地质类课程，作为综合性院校的西北大学也给了我们丰富的选课空间。比如现在文保专业的核心课《考古学通论》，我们当时就已经纳入必修范畴：同届考古专业的学生是由张宏彦老师、王建新老师等青年老师授课，而我们的这门课是由王世和、戴彤心、段浩然三位资历最深的考古学界前辈共同讲授，课程跨度整整一学年。此外我们的培养方案中还有大量历史类必修课程，包括中国古代史、世界古代史，同时还要修读博物馆学概论、博物馆管理学、书画鉴定、青铜器等各类文物鉴定等课程，其中授课教师有周天游、余华青、朱文梁、张懋镕、周晓陆等诸位先生。

        如今回望三十余年的人生历程，这段求学经历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裨益无穷。我们班毕业后坚持从事文保相关专业工作的人数不多，我自己留校后也转向行政岗位，同学们分布在各行各业。但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乃至整个学校传承的严谨学风，以及对“韧的追求”这一精神内核的践行，对我们所有同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老校长侯外庐先生有一部著作名为《韧的追求》，我们读书时张岂之先生做报告专门介绍过这本书，当时我们宿舍同学还特意从图书馆借来传阅。哪怕当时社会上对文保这个新专业存在不认可、甚至争议，但同学们步入职场后，无论经历多少身份转换，始终能够主动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我想这就是大学教育给我们最珍贵的馈赠。我始终认为，这种“韧的追求”，以及面对变局时主动求新、灵活适应的能力，不仅对我个人，对所有同学的人生都有巨大的助力，这也是我始终觉得西北大学是能够托举大家实现梦想的平台的原因。

        我工作后担任辅导员，常和学生交流，作为文保专业第一届学生，我的求学和就业经历本身就是最鲜活的案例。我需要对接五个专业的学生：历史学、考古学、文物保护学、档案学，以及从档案学延伸出的信息学专业。常有学生找我倾诉困惑，这种状态和我当年读书时的情况非常相似：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00年是经济高速发展、全民逐利的时期，历史学及相关大类专业属于社会认知中的小众领域，学生就业压力很大，大部分学生都是调剂录取到相关专业的。面对学生的迷茫，我总会给出两个建议：第一不要固步自封，第二不要画地为牢。我告诉他们，综合性大学的平台足以支撑大家实现任何方向的梦想，在保证顺利毕业的前提下，大家可以自由选择任何院系的课程旁听，不需要在意有没有学分，只要把知识学到脑子里，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未来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有足够的底气。

        我带过的1993级、1994级、1995级学生，不管是考古、历史还是档案专业出身，后来有不少转向经济、法律、文学等领域研究，职业跨度非常大。1993级很多同学现在从事行政管理、金融行业，或是在党政机关、高校任职，发展都非常好，做出的成绩丝毫不逊于其他专业出身的从业者。

        于超平、曾琦：我们了解到您长期从事学生工作、行政管理工作，岗位跨度很大。在不同角色的转变过程中，您是怎么快速适应、逐步打开工作局面的？

        史翔：我过往的工作岗位变动确实较为频繁，这要从我毕业时的行业背景说起。客观而言，我们是大专学历出身，属于国内文物保护专业的首届专科生，该专科批次总共仅招收两届，另一届为1992级，自1993年起院校便开始招收文保专业本科生。我们毕业时恰逢就业政策转型期：此前大学毕业生统一由国家包分配，1993年正式转向市场化双向选择模式。1993年3月开学后，陕西省首届面向大中专毕业生的招聘会在如今的陕西省体育场举办，我们作为首届参与双向选择的毕业生也到场求职。但整场招聘会没有文物系统的单位到场招聘，这意味着不仅我们文保专业，连同考古专业的毕业生都没有对口的适配岗位；历史专业尚有部分报社放出招聘名额，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均未到场招聘，企业端也极少有对应专业的用人需求。过了一段时间，咸阳市文物局专程到学院开展招聘，我们班有一位和我同姓的同学，当时他签约了咸阳市的博物馆，我则签约了咸阳市文物局，双方敲定了基本就业意向，也正式签署了就业协议。

        敲定就业意向后，我们3月份便赴北京开展实习，先后在故宫、中国国家博物馆实习共一个月。在国博期间由潘璐老师指导我们，当时的国博尚未完成合并，分为南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与北侧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后续两馆合并才成立了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当时中国历史博物馆科技部主任是周保中先生，我们的带队老师程德润与周先生同为文保领域的资深从业者，私交甚笃，因此我们得以由程老师带队赴国博实习，参与修复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部从南海打捞出水的古代瓷器。我们的指导老师潘璐如今已是全国知名的文物保护专家，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当时国博没有给实习生安排午休场所，我们吃完饭后便到天安门广场周边散步，常能碰到在广场附近放风筝的老人，我们便在周边闲逛休憩。在国博实习半个月后，我们转到故宫开展后续实习，由故宫科技部的陆寿麟老师、李化元老师负责指导，在故宫实习了约一个月。在北京实习期间，我们利用周末时间走遍了北京几乎所有的文物古迹与旅游景点。

        实习过程中发生的一件事，至今让我感触颇深。西北大学属于地方院校，考古专业虽然设立时间早，但在业内的知名度并不算高。我们出发前，学校为我们开具了一批介绍信用于对接实习单位。抵达北京后不久，程德润老师突发疾病，恰好他有亲戚居住在北京，便暂居亲戚家中休养，当时程老师已年近六十。我作为班级班长，便临时承担起实习团队的联络协调工作。我拿着学校开具的介绍信到国家文物局，对接当时的国家文物局教育处处长屈盛瑞老师，他表示此前从未有地方院校直接拿着学校介绍信到北京，申请对接各文博单位考察实习，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屈老师随即拨通了北京市文物局的电话沟通此事，还特意说道：“陕西经济条件有限，西北大学的经费更紧张，你们就帮帮忙，解决下这些孩子的实习问题。”从国家文物局出来后，我又前往北京市文物局对接一位季姓处长，他当场逐一给我们计划前往的实习单位打电话沟通，确认好访问时间，还为我们重新开具了北京市文物局的介绍信，我们后续便拿着这份介绍信顺利完成了所有实习对接。

        4月份实习结束回到学校，带队的程德润老师特意把我推荐给当时的院长周伟洲老师，党总支书记王志桢老师和副书记张春玲老师等诸多文博学院领导。张春玲老师说既然我实习结束没有其他安排，就让我从4月到毕业前留在院团总支办公室帮忙。我在团总支办公室帮忙期间主要协助张春玲处理学生就业分配相关事务工作。

        我原本打算继续从事文保专业相关工作，最开始已经分配到陕西省文物局，但由于特殊原因最终没能正式报到。9月份我回到学校后，当时的副院长侯宗才老师和张春玲老师征求我的意见，询问我是否愿意留校工作。就这样阴差阳错之下，我留在了西北大学，协助张春玲老师开展工作，当时还有另一位辅导员李国良老师，我们两人共同负责学生管理工作。1993年底，李国良老师被借调到学校教务处工作，因此从1994年起，1992级、1993级的学生管理工作全部由我接手，我也就此正式走上辅导员岗位，这份工作一直做到1996年底西北大学211工程预审阶段。之后我调到学校行政楼的成人教育学院工作了不到半年，又转到学校出版社工作了两年多，之后才回到文博学院。

        从1996年底离开学院到2000年初重回学院工作，我在其他岗位工作了两三年时间，回到文博学院后担任院党总支秘书，协助张春玲老师从事管理学生工作，当时还有林光彬、庞睿等二位老师。林光彬老师是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庞睿老师在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院任职，我们几个人在张春玲老师的领导下共同负责全院的学生管理事务。任职期间的2000年5月，档案专业正式从文博学院拆分独立，这也是学校内部院系调整的一个节点，构成了我职业生涯早期的完整变迁脉络。

史翔老师和校友和田地区洛浦县博物馆馆长夏提努尔·斯迪克的合影